显然，北京人的这种生活艺术，是有他们的人生哲学来打底子的。这种活法讲究的是心眼儿活泛，心里面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儿，透亮就不缺心眼儿。当然，也不认死理。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一个人吃得完的饭，也没有过不去的桥。无论好事坏事，还能一个人包了圆啦?所以，露了脸，用不着扬铃打鼓；背了时，也不必蔫里巴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老黄河还兴改道儿呢，人世间的事，哪有个准数?风水轮流转，没准明儿个转到哪，瞎折腾什么呢?消停些吧!就是瞪着两眼数星星，也比折腾那没谱的事儿强。
别折腾，也别较真。较真，就是死心眼儿。天底下，哪有“真事儿”?不过“汤儿事”罢了。所以，不管干什么，也就是个“对付劲儿”。北京人有句口头禅，叫“混”；还有个常用的词，叫“不赖”。在他们看来，人生在世，也就是个“混”字。比方说，混日子、混事儿、混口饭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一个人混”还是“哥几个一起混”，混得好还是混不好。混得好的，能混个一官半职；混得差点，也能混个肚儿圆。但不论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赖。难怪北京人吃喝不讲究，活得那么马虎了，对付嘛!
显然，这种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农民的智慧。农业生产周期长，要能等；京城官场变故多，要能忍；而面对风云变幻、世事沧桑，要能对付。京都之中，帝辇之下，人们看得最多的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险恶、天威难测、官运无常。今儿个，新科状元金榜题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明儿个，菜市口人头落地，大观园底儿朝天，“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世故起来。北京人的世故是他们久历沧桑的结果。这种久历沧桑使他们“身居台风眼处而能保有几分超然”，使他们在静观中养成了“多看两步棋”的世故和通达，也使他们学会了忍耐。专制体制毕竟太强大，这种体制下的小民也毕竟太微不足道。强大的皇权要消灭他们，比碾死只蚂蚁还便当。他们不能不学会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义。“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有这份世故和耐力，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没有活不了的人。
正是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后是信命和认命。老北京人的信条是：“命里只有八尺，就别攀着一丈。人，还能大过天去吗？”既然“命里有的躲不掉，命里没的求不来”，那么，就没有必要去争、去抢，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怎么怎么了而自己没能怎么怎么，就浑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别扭。这就是自个儿和自个儿过不去了。要知道，“一个人能吃几碗干饭自己清楚，别人也清楚”，而“和年头儿叫劲，简直是和自己找别扭”。再说，就算怎么怎么了，又怎么样呢?也不怎么样。“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当老板，来钱多，事儿还多哪!还是混吧。显然，正如赵园所说，正派北京人的世故里，有着“阅事太多见事太明的悲愤沉痛。看透了，又无可奈何”。于是，无可奈何到了极点，反倒变成了平和。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诙谐幽默，几乎是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谁都知道，北京人说话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话，到了他们嘴里，就可笑、可乐。比如脸上有雀斑叫“洒了把茶叶末”，就又形象又生动，怎么想怎么可乐。难怪有人说听北京人说话就像听相声了。要论说话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没得比的。
北京人为什么特别会说话呢?这就说来话长了。我想，除了北京是个古都，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宫廷语言和市井语言雅俗兼备外，长期保持着和周边农村以及少数民族的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农村语言、民间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往往比官方语言和文人语言更生动鲜活，而这也正是北京话的特点。比如，说“窝心”就比说“难受”好；说“蒙席盖井”，就比说“隐瞒”生动得多；说一个人不爱回家是“没脚后跟”，就不但生动，而且俏皮了。事实上，北京话当中那些最形象生动、鲜活来劲的词汇和说法，比如擦黑（黄昏）、撺掇（怂恿）、保不齐（无法预料）、牌儿亮（脸蛋漂亮）等等，便不是来自农村，就是来自少数民族。比方说，打发、巴不得、悄没声儿，就是满语；而找茬儿（挑毛病、找麻烦）、护犊子（袒护自家孩子）、车轱辘话（来回诉说），则无疑来自农村。萧乾先生曾激赏“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这句话，认为“出落”带有“发展中”的含义，“水灵”则除了静态的美外，还有雅、娇、甜、嫩等素质。但，不难看出，出落也好，水灵也好，都是农民的语言。尤其是“水灵”，马上让人联想到带着露珠的鲜嫩瓜菜。也许正是因为善于向人民群众和少数民族学习，所以，尽管北京是中国最大的官场，可北京人说起话来，却并没有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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