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生动鲜活是向农民和少数民族学习的结果，那么，诙谐幽默则源自北京人的世故与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来。因为幽默是不紧不慢的。它需要铺垫、打底子，“包袱”才抖得开。会说笑话的人都知道，说笑话时，不能紧张，必须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如果别人还没笑，你自己先笑起来，那就叫犯傻。如果心急火燎，打机关枪式地把话一口气说出来，别人听不清楚，反应不过来，又怎么会笑?
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就是平和。只有心平气和，坦然面对人生，才会产生幽默，也才幽默得起来。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人会幽默，无法想象一个事事斤斤计较的人会幽默，也无法想象一个时时处于提防状态的人会幽默。说到底，幽默也是一种“大气”。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微笑着看待一切，包括苦恼和不幸。同样，也只有大气的人，才能含笑向自己的过去告别。总之，只有大气才会幽默。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幽默。
其实，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气是不难体会到的。它往往表现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满不在乎甚至没大没小。比方说，称邓小平为老邓，称戈尔巴乔夫为老戈，就像称呼自己单位上同级平辈的同事；称倒腾商品的小贩为“倒爷”，称骑平板车拉客者为“板儿爷”（其车则被称为“板的”），就像称呼“王爷”、“万岁爷”。这可真是“掉了个儿”。如果说，前者和天安门广场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一样，多少表现出一种“民主意识”和“平民意识”，那么，后者就多半是一种调侃了。但，不管怎么说，这种不合礼数的“倒错”，都只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现的正是北京人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敢说的“气度”，而所谓“什么话都敢说”，则是不但包括“说什么”，也包括“怎么说”的。事实上，正是在这种调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圣。礼数不是最神圣的吗?如果礼数可以消解，那还有什么该在乎?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这里面还有苦涩、无奈和世故。
北京人的幽默，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或三种手法，即调侃挖苦、装傻充愣、玩世不恭。前面说过，北京人是很会“损人”、“挤兑人”的，比如“别以为全中国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着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会出事”等等。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不但损别人、挤兑别人，也糟践自己。比如葛优就曾说自己“脱了衣服跟一条反动标语似的”。最典型的还是杨东平讲过的一则笑话：一个小伙子因为犯规，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无奈之中，竟冒出这么一句话：“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结果，围观者哄堂大笑，警察也只好放人（《城市季风》）。另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是：一个平时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顶了起来。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该人马上赔不是：“哪敢呀!这两天，也就是有了两个臭钱，就像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老婆也只好一笑了之。显然，在这里，两个当事人都表现出一种装傻充愣自我作践的态度。这种态度，用王朔的话说，就是“千万别把我当人”。
这就是世故了。事实上，只有世故的人，才能装傻充愣。因为装傻充愣的背后，实际上是玩世不恭：人生在世，也就那么回事。谁也别太当回事，谁也别较真。所以，谁也别太把自己当人。何况，我不是人，你也不会是人。当我不把自己当人时，我其实也没把别的什么人当人。想想看吧，一个连自己都不看作是人的人，还会把别人当人看吗?就拿前面那个笑话来说，便推敲不得。表面上看，那个小青年是在作践自己，仔细一琢磨，却又不知道是在作践谁。因为“我”固然是个“屁”，然而这个“屁”却是警察“放”的。说了归齐，还是“警察放屁”。结果，谁都挨了骂，也就谁都不吃亏。因此，当一个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面前“装孙子”时，你可千万别上当，以为你真是“大爷”。
当然，这个小青年当时也许并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话，不过脱口而出。但，他的脱口而出，又显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长期熏陶作背景。而且，这种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咱一介平民，没权没势的，谁也糟践不了，那么，自个儿作践自个儿，还不行吗?
于是我们就品出苦涩来了。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涩的。就拿把雀斑说成是“茶叶末”来说，便透着苦涩。因为只有贫穷的小民，才喝这种末等茶叶。其实，就连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恼人的笑”。平民嘛，一无所有，要啥没啥，既没什么可乐呵的，也没什么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张嘴，再不让它快活快活，那日子还能过吗?再说，耍贫嘴又不要钱，也就不说白不说。即便不能损别人，拿自己开涮总是可以的。只要嘴巴闲不下，就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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