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超起了疑心以后，曹操又再做文章。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以及《三国志·许褚传》、《三国志·马超传》，第三天，曹操又和韩遂见了面。不过，这次有马超在场，曹操的态度也和上次不一样。他在现场设了“木行马”，作为屏障，又让许褚横刀立马跟在后面，明显表示出对马超的不信任。事实证明曹操的警惕是对的，因为马超在这次见面时确有袭击曹操的意图，只是因为害怕许褚才不敢动手。
这次会面还有一件可圈可点之事。当曹操从从容容地来到阵前时，韩遂、马超的属将都在马上向曹操拱手行礼。战士们则争前恐后来看曹操，挤成一团。曹操便笑着说，大家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他也是个普通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个嘴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就是。韩遂、马超的部下听曹操这么说，前前后后一看，才发现曹操已“列铁骑五千为十重陈（阵），精光耀日”，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斗志既丧，战斗力就打折扣了。
有了这些铺垫，曹操就又使了一计。他给韩遂写了一封信，故意圈圈点点，好像是韩遂改过的。曹操这封信是什么内容，我们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张作耀先生指出的这几点：一，曹操料定马超必看；二，内容必定闪烁其词，歧义甚多；三，一看就像是收信人改过的。结果，马超果然看到了，而且果然起疑，不再相信韩遂。
我们知道，联军作战，最怕的就是主帅不和。韩遂、马超互相猜忌，军心不稳，这个仗就打不赢了。曹操抓住时机，一仗就打得韩遂、马超败走凉州。胜利之后，曹操留夏侯渊守长安，自己则于次年即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回到了邺城。后来，韩遂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也就是曹操征张鲁的那一年，被西平、金城诸将所杀；马超则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也就是刘备攻刘璋的那一年投奔了刘备。
现在说第二件事--征孙权。
曹操破韩、马，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关中既平，征讨孙权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备战期间，曹操曾让阮瑀捉刀代笔，给孙权写了一封软硬兼施的长信，而且开出条件：一，如果能够“内取子布，外击刘备”，那么，江东之任永远归你，还要加官晋爵。二，如果舍不得杀张昭，只杀刘备也行。孙权当然不吃这一套。为了抗击曹操，早在建安十六年，也就是曹操征讨韩遂、马超的那一年，他就采纳长史张纮（音红ｈóｎɡ）的建议，将治所从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移到了秣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并改名建业。又采纳吕蒙的建议，在濡须口（濡音如ｒú，濡须在今安徽省无为县）建立了军港。孙权态度如此，决战在所难免。
于是，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曹操率领大军，号称四十万，征讨孙权，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挺进濡须口。现在看来，曹操对这场战争的天时地利是估计不足的，因此刚一交战就陷于被动，两军处于相持胶着状态。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当时孙权屡屡向曹军挑战，曹操却“坚守不出”。于是孙权便亲自乘了一条轻船（估计应该有一个船队），从濡须口驶入曹军水寨前。曹操一看，就知道是孙权来了，是孙权要亲自来看看曹军的阵势（欲身见吾军部伍也），便下令各军严加戒备，箭弩“不得妄发”。孙权的船队“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在曹营前大约走了五六里路，才返回。回去的时候还转了个圈，对着曹军击鼓奏乐，“鼓吹”了一番。所有这些，曹操都看在眼里，不由得喟然叹息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不过《魏略》却另有说法，说当时孙权来看曹营的时候，乘的不是轻船，是大船。曹操也没有说“弓弩不得妄发”，而是下令射箭。结果万箭齐发，都射在孙权的船上，船就向一边倾斜。于是孙权下令掉头，让船的另一面也受箭，使“箭均船平”，孙权也就回去了。这事后来被罗贯中移花接木，变成了赤壁之战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原型。其实“草船借箭”在技术上并不可能，孙权此举也不是“借箭”，这里且不说它。
这两件事，裴松之是并列地注在《吴主传》的。这事不可能发生两次，而学者多以《吴历》所说为是。这个我们也搞不清。何况不管哪种说法是实，孙权的英雄气概都跃然纸上。当然，《吴历》所说，更有审美价值。想想看，孙权在轻船上看曹操，曹操在军营里看孙权，那是一种何等让人心仪的场面。它甚至让我想起了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当然，战争不是艺术不是诗。孙权此行如果装饰了曹操的梦，只怕也是噩梦。
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孙权回去后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用另一张纸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了，很是感叹了一番。的确，春雨绵绵，洪水将至，很不利于北方将士作战。“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也是实话。曹操点点头，对诸将说：“孙权不欺孤！”于是下令撤军，于当年四月回到邺城。当然，后来曹操和孙权还有过几次战争，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先说第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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