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伐张鲁，就比较简单了。
曹操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率兵征讨张鲁的。这年曹操已六十一岁，却还是亲自出征，奔赴疆场。七月，曹军来到阳平关（今陕西省勉县西）。张鲁听说，准备投降，但他的弟弟张卫不同意，结果就打了一仗。这一仗打得很有戏剧性。据说，当时曹操发现阳平关并不像线人报告的那样好打，就下令撤军，撤走后又杀了个回马枪，打得张卫落花流水，张鲁也跑到巴中去了。这事史料记载诸说不一。《三国志·武帝纪》说杀回马枪是曹操的密令，《刘晔传》说是刘晔的建议，《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和《世语》则说是事出偶然。《魏名臣奏》载董昭的表文说，当时本欲撤军，但前头的部队迷了路，误入张卫军营。张卫军以为是曹军夜袭，吓得一哄而散。曹操得到消息，就因势利导，下令将撤退改为进攻。《世语》则说撞入张卫军营的不是曹军，而是数千头麋鹿。曹操的部将高祚等人又鸣鼓吹号集合部队。张卫以为大军来了，一害怕，就投降了。总之，曹操征张鲁，初期十分艰难，告捷却非常迅速。所以王粲赋诗歌颂说：“所从神且武，安得久劳师。”但我认为，曹操这次得胜，与其说是因为他“神且武”，不如说是因为张鲁集团已经没有了斗志。
张鲁集团一战即溃，张鲁本人也于当年十一月投降，并受到曹操的优待。张鲁投降，汉中就是曹操的了。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和门户。拿下了汉中，就可以对蜀郡下手。所以，刚刚拿下蜀郡、正在为争夺荆州而战的刘备非常紧张，成都方面也十分恐慌。据《三国志·刘晔传》裴松之注引《傅子》，当时“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准确地说是刘备留在成都的守将）不停地杀人也不能安定（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在这种情况下，乘胜前进，乘势入蜀，荡平益州，消灭刘备，应该说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
曹操的两位主簿（参与机要的高级幕僚）刘晔和司马懿，便都提出了这个建议，而且力主实施。他们的建议，分别记载在《三国志·刘晔传》和《晋书·宣帝纪》。刘晔说，明公拿下汉中后，蜀人闻风丧胆。只要一鼓作气推向前进，蜀郡就可“传檄而定”。现在，蜀郡在刘备的手里。刘备这人是个英雄，可惜反应稍微慢了一点，得蜀又不久，威望还不高。以明公之神武，我军之气盛，此时入蜀，则“无不克也”。如果错过这个时机，让刘备喘过气来，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文有诸葛亮为相，明于治国；武有关羽、张飞为将，勇冠三军。诸葛亮能安定蜀民，关羽、张飞能据守险要。国险而民附，搞不掂了！
司马懿也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因为这时刘备和孙权两家，正在为争夺荆州而陈兵相向。这就为曹操留下了乘隙而入的好机会。所以司马懿说，刘备靠着巧取豪夺灭了刘璋，蜀人还没有归顺又去攻江陵，这个机会不容错过。他说：“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也就是说，时机不到，条件不成熟，你不能硬来。时机到了，条件成熟了，也不能坐失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遇是不会两次惠顾同一个人的。
这些话都很有道理，但曹操没有采纳。据《晋书·宣帝纪》，曹操只是十分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这是反用典故，原话是汉光武帝刘秀对大将军岑彭说的。据《后汉书·岑彭传》，建武八年（公元32年），岑彭跟随刘秀破天水，围西城，胜利在望。不久，刘秀东归，致书岑彭说：“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岑彭理解了刘秀的意图，平陇之后即入蜀，灭了公孙述。显然，刘秀的意思是：人，总是不知足的，得了陇，就肯定望蜀。曹操的意思却是反过来：人，不能不知足，得了陇，就不要再望蜀了吧！
曹操一撤退，刘备就牛了起来。本来，刘备是很紧张的。据《三国志·先主传》，当刘备听说“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后，便立即与孙权讲和，两家平分了荆州（这事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又立即派大将黄权带兵去接张鲁，可惜晚了一步，张鲁已投降。但是，曹操的撤军决策却给了刘备可乘之机，刘备集团对汉中重要性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末，刘备派张飞、马超等人屯兵下辩（今甘肃省成县西），次年亲率诸将进军，开始了对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力主进军夺取汉中的，是刘备的二号谋臣法正。为什么说法正是二号谋臣？根据在《三国志·先主传》。传云：建安十九年，刘备得蜀，领益州牧，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看来，这时总理军政要务的是诸葛亮，南征北战的主要是关羽、张飞、马超，出谋划策的主要是法正。
据《三国志·法正传》，曹操撤退以后，法正就去找刘备，说“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结果“先主善其策”，亲征汉中，法正随行，诸葛亮留守成都。刘备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也是当然的。我们知道，刘备这辈子只怕一个人，那就是曹操。曹操的部将他是不怕的。何况镇守汉中的夏侯渊，还是个有勇无谋不会用兵的“白地将军”（没能耐的将领）。而且刘备也很清楚，只有拿下汉中，形势才会根本扭转，他也才能真正和曹操、孙权三分天下。这个仗，他是非打不可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