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是政见分歧。
荀彧其实早就和曹操有分歧了。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克邺城，代理了冀州牧，原来属于袁绍的冀州姓了曹。这时，就有人建议，说应该恢复古代的九州制度，这样冀州的地盘就大了。因为按照古代所谓“九州”的建制，并州和幽州两个州，司州的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四个郡，就都得划归冀州。曹操一听就动了心，然而荀彧反对。当然，荀彧这次反对，主要是认为这样做对曹操不利。据《三国志》本传，荀彧对曹操说，此前明公破袁尚，擒审配，已经是“海内震骇”。如果再把别人的地盘也划到冀州来，势必弄得“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一定认为明公是要一个个依次收拾他们（以次见夺），也就会拼死反抗，则“天下未易图也”。曹操认为荀彧讲得有道理，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不过，荀彧的话里面也有话，那就是主张“修复旧京”。这个主张，曹操当时既没有反对，也没有采纳，事实上也做不到。但是，等到曹操有条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但没做，反而还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实施了并州的计划，也就是把天下十四州并成了九州。司州（司隶）被一分为三，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归冀州，弘农和河南归豫州，京兆归雍州。我们知道，司州原本是大汉王朝京都所在地，长安和洛阳都在那里，长安在京兆，洛阳在河南。曹操把司州一分为三，就等于把“天下第一州”给拆了，也等于把大汉王朝的首都地区给灭了。这和荀彧当初的理想，相距何可以道里计！
当然，曹操并州的时候，荀彧已经去世了。问题在于，曹操实施并州，是在荀彧去世之后；而酝酿此事，则当在荀彧去世之前。何况，曹操的并州，是和他的封公建国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曹操是要把司州四郡和幽州、并州都纳入冀州，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大汉王朝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公国）。这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它意味着曹操和献帝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之前，曹操是东汉王朝的丞相，冀州和魏郡是东汉王朝的州郡。曹操与献帝之间是君臣关系，冀州与朝廷之间则是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但是，曹操封公建国以后，冀州就变成了魏公国，曹操就变成了魏国公。魏国与汉朝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魏公与献帝的关系，则是国公与皇帝的关系。没错，此刻的魏公国，还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它是汉王朝册封的“邦国”，汉王朝则是它的“宗主国”。此刻的曹操，也还不是一个完全独立主权国家的元首。在名义上，他还是东汉王朝的“臣子”，汉献帝也还是他的“君主”。不过，谁都知道，所谓汉朝，此刻是一片土地都没有的；所谓皇帝，此刻也是半点权威也没有的。能够有的，也就是一个面子，一个名分。现在如果连名分都发生了变化，这个所谓的“东汉王朝”，那就更加是“君不君，臣不臣”了。
这正是荀彧不愿意看到的。
荀彧常常被人称为曹操的“首席谋士”。从他起到的作用看，这话并无大错。但我们必须清楚，荀彧这个人，是不能简单地以“谋士”视之的。一般地说，所谓“谋士”，只不过为君主出谋划策，帮助君主实现理想或目标。至于君主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他们是不管的。这就像律师，其任务就是帮当事人打赢官司。至于这官司该不该赢，当事人做得对不对，他们也是不管的。这是一般谋士和律师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则。也就是说，按照职业道德和游戏规则，谋士一般都以君主的理想为理想，以君主的目标为目标，就像律师，一般都以当事人的利益为利益，以当事人的是非为是非。这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在谋士和律师当中也有一类人，他们是有自己的理想、主张和底线的。如果当事人的主张和他们的理想相冲突，或者突破了他们的底线，他们就宁肯不接这个案子。其中，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人，还会对君主、对当事人进行选择，比如诸葛亮就是。诸葛亮选择刘备，除了我在《慧眼所见》一集所讲诸多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刘备的政治理想、政治主张和他一致。荀彧也是这样的人。在曹操集团中，其实只有荀彧才是真正可以和诸葛亮相提并论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我们在《隆中对策》一集已经讲过，那就是成霸业而兴汉室，先三分而后一统；荀彧的政治主张，则集中体现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准备迎奉天子时，他向曹操提出的三大纲领：尊奉天子以顺从民意（奉主上以从民望），大公无私以降服豪强（秉至公以服雄杰），弘扬正义以招揽英雄（扶弘义以致英俊）。这三大纲领，分别被荀彧称之为大顺、大略、大德。因此，它们不是策略，更不是谋略，而是理想，是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荀彧所谓“存本之思”。什么“本”？国本。国本在哪里？在皇帝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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