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喜欢。曹操喜欢曹植不假。但惟其如此，反倒不能立他为太子。为什么呢？因为立储，历来有四种立法：立嫡、立长、立贤、立爱。按照传统观念，最可取的是立嫡，准确地说就是立嫡长子。一个儿子，如果既是嫡子（正妻所生），又是长子（年龄最大），那他就当之无愧地是储君。如果长子不是嫡子（是庶子），嫡子不是长子（是次子），那么，宁肯立年幼的嫡子，也不可立年长的庶子，这叫“立子以嫡不以长”。如果嫡子有两个以上，或者没有嫡子都是庶子，那就立年长的，不考虑品行和才能，这叫“立嫡以长不以贤”。当然，立贤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因为立贤毕竟有道理。立个贤君，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大家也还能接受。最不可取的是立爱，因为这完全是由着性子胡来，非遭到抵制不可。总之，立储之道，首选立嫡，其次立长，再次立贤，最次立爱。立曹丕，是立嫡，也是立长；立曹植，则是立爱。你说曹操立哪个？没错，曹操这人是不大守规矩，有时也不按牌理出牌，但他未必肯背“立爱”的罪名，何况曹操又并不是只爱曹植一个。
或许有人会说，曹操立曹植，不是“立爱”，是“立贤”。曹操这个人，是主张“唯才是举”的，怎么会受传统观念的羁绊？当然是立最有才华的曹植啦！这其实也是似是而非。的确，曹植是一个特有才华的人，可以说是少年才子。据《三国志·曹植传》，曹植很小的时候就会写文章。曹操读到他的作品，曾甚为惊异，问他是不是请别人代笔（汝倩人邪）。曹植回答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后来铜雀台建成，曹操令诸子登台作赋，曹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可见其文才之好。
但问题是，选储君不是选作协主席，不能光看文章写得好不好，还得看有没有政治才能。应该说，在这方面，曹操也是考察过曹植并寄予厚望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征孙权，留曹植守邺城。曹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为父当年做顿丘令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三岁。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事情。你今年也二十三岁了，好自为之！那么，曹植表现如何？《三国志·曹植传》没有说，应该还不错，因此下文才有“几为太子者数矣”。但后来表现又不好了，结果失宠。
这里面显然疑点甚多。第一，曹植留守邺城时，是否有突出表现？如果有，为什么史无记载？第二，曹植原先表现不错，后来为什么又变差了？可惜，《三国志》这段记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吞吞吐吐，让人感觉是在避讳什么。但我以为，如果曹植在政治上确有突出表现，那是瞒不住的。实际上曹植也不可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曹操本人太强。他的儿子，除了曹彰可以出去打打仗外，其他人都难有作为。二是曹植也不像政治上很成熟的人。《三国志·曹植传》讲曹丕夺嫡成功曹植争宠失败的原因，用了春秋笔法，说是“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而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也就是装模作样，控制自己，收买人心，于是曹操决定立曹丕为嗣。
这应该也是事实，因此后世多半同情曹植，不同情甚至鄙视曹丕。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任性而行”显然比“矫情自饰”可爱。“矫情自饰”岂止不可爱，简直就是可怕。但这是我们的看法，不是曹操的看法。曹操此刻，并不是要评选“谁是最可爱的人”，而是要考虑“谁是最可靠的人”。什么方面可靠？政治上可靠。政治上可靠是什么意思？是能够保证曹魏政权的代代延续。这就不能看“性情”，而要看“心计”。缺心眼的人是不能选做曹魏政权接班人的，“任性而行”也不是政治家应有的品质。有人说曹操也是“性情中人”，曹植“任性而行”岂非“深肖朕躬”？没错，曹操的确是“性情中人”，但不要忘了他还有“奸猾狡诈”的一面。他这两个儿子，一个继承了他的“任性率真”，一个继承了他的“奸猾狡诈”，正可谓熊掌与鱼不可得兼。这才“狐疑”。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理智占了上风。毕竟，当时天下并不太平，曹魏政权也腹背受敌。选一个有心计的人，显然要放心一些。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说“从治国大计上考虑，曹植的确不如曹丕”，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
其实，即便从才能的角度考虑，也应该选曹丕而不是选曹植。卞夫人的三个儿子--曹丕、曹彰、曹植，都是有才的人，又并不相同。陈寿对曹彰的描述，是“武艺壮猛，有将领之气”；对曹植的描述，则是“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一则文才，一则武艺，曹丕却是文武双全。曹丕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曹操、曹植并称“三曹”。当然，“三曹”当中，曹丕的诗写得不如父亲和兄弟，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并不低。一是有创新，其《燕歌行》被认为是七言诗之祖。二是有理论，其《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鲁迅先生在讲文学史的时候，甚至把魏晋称之为“曹丕的时代”，认为他代表了“文学的自觉”精神。一人而两个“划时代”，曹丕够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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