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孙盛的批评还是比较客气的，只不过认为刘备“失言”而已。所以，近人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在反驳孙盛时，就认为刘备的托孤之辞乃“情之所出”的有感而发（有所感于中，不觉言之如是），根本来不及想什么别的（启衅之说容暇计乎）！卢弼认为，当时刘备担心的是“嗣子不肖”，焦虑的是“成业之倾败”，想到的是要“发愤授贤”，怎么可能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凭什么要怀疑他心存诡诈（何疑为伪乎）？
这当然也是一种说法，而且不无道理。但必须指出，所谓“情之所出”也只是猜测之词。毕竟，我们不是刘备，谁也不能肯定刘备就是这么想的。既然卢弼可以猜测，别人当然也可以。比如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认为刘备别有用心，而且“其意甚明”，那就是变着法地逼着诸葛亮表忠心。张先生认为，刘备对诸葛亮其实是“怀有很大疑虑”的。为了保证儿子的皇位稳如泰山，他不惜“把诸葛亮逼到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跪下来泪流满面地赌咒发誓。正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言，刘备把话说到那个份上，诸葛亮除了把心掏出来给他看，还有什么办法能消除疑虑呢（非剖心出血以示之，其能无疑哉）！因此，刘备的这番托国之辞并不是“心神无贰”，反倒是“阴怀诡诈”。
显然，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此，今人方北辰先生另有说法。方先生《三国志注译》一书说，“君可自取”的取，不是取代的意思，而是选取的意思。“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如果那孩子不成器，先生可以自行选取处置办法。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就是从刘备的其他儿子当中另外挑一个当皇帝。也就是说，刘备赋予诸葛亮的，是废立之权，并非要他自立为君。
这是有道理的。第一，除刘禅外，刘备至少还有两个儿子，即鲁王刘永和梁王刘理，有得挑。第二，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刘备临终时曾把鲁王刘永叫到跟前，对他说，朕死了以后，你们兄弟要“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这和刘备对刘禅说的话如出一辙，也可以理解为已把刘永视为“第二梯队”。第三，赋予诸葛亮以废立之权，已是十分破格，算是信任到家了，不可能再说把皇位也让出去的话。
所以，我认为方先生的解释是讲得通的，至少也是一家之言。按照这种解释，刘备确实是把家和国、儿子和政权都托给了诸葛亮，也确实是“心神无贰”，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诸葛亮对刘备所说的那一段话，当然也不是因为被逼到了墙角，不得不“剖心出血以示之”，而是发自肺腑的感激涕零。因此，我在前面没有将“君可自取”翻译为“先生可以取而代之”，而是翻译为“先生可以自行其是”。实际上，赋予臣子自行其是之权，这在当时，已经是皇恩浩荡，而且恩重如山了。
但是，我们仍然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刘备的本意，只是赋予诸葛亮以废立之权，并非让他取而代之，那么，他为什么要提曹丕？曹丕既不是什么“顾命大臣”，更不是什么做臣子的“好榜样”。众所周知，曹丕此时，可是已经把汉献帝赶下了台，自己当了皇帝的。刘备前面说“君才十倍曹丕”，后面又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就只能让人这么理解：曹丕可以做的，你这个才干十倍于曹丕的人也可以做嘛！朕让你做，尽管做就是！
第二个问题是：刘备的这种说法，并非史无前例，孙策托孤时就对张昭说过。据《三国志·张昭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孙策的说法是“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这可真是无独有偶！而孙策的意思并无歧义，就是取而代之的意思。当然，孙策说的是“自取之”，刘备说的是“自取”。那么，难道一字之差，就有天壤之别吗？
第三个问题是：即便刘备的本意，只是赋予诸葛亮以废立之权，这在当时也是吓死人的事。东汉末年，行废立之事的人是谁？董卓。将现任皇帝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的人是谁？曹丕。因此，所谓“自取”，不是当曹丕，就是当董卓，这是诸葛亮能做的事吗？方北辰先生说，刘备的意思当然不是让诸葛亮当董卓，是让他当霍光。霍光是西汉权臣，汉武帝临终时曾托孤于他。霍光则既尽辅佐之忠（辅佐昭帝十三年），亦行废立之事（废昌邑王刘贺，立宣帝刘询）。但霍光死后，其家族却遭致灭顶之灾。包括霍光的夫人在内，霍家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可见就算是当霍光，也很恐怖。将心比心，换了我们，也会吓得魂飞魄散，一身冷汗，只能匍匐在地，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看来，无论将“君可自取”这四个字理解为取而代之，还是理解为自行其是，是让诸葛亮当霍光，还是让他当曹丕，对诸葛亮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就要问：刘备是“故意施压”，还是“无心失言”？或者说，是“真心相托”，还是“暗中设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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