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说魏延当真谋反，却又证据不足，而且不合逻辑。道理很简单，以魏延当时的能耐和实力，自立山头当皇帝，怕是不可能的。魏延自己，也不会有此非分之想。他要谋反，只可能是叛汉降魏。苟如此，则他最便当的办法，就是利用“断后”之便，就近降了曹魏，然后充当司马懿的马前卒，掉过头来打杨仪。这可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们知道，正如刘备一生只怕曹操一个人，司马懿也只怕诸葛亮。所以，一听说诸葛亮去世了，司马懿就蠢蠢欲动。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杨仪从战场撤退时，司马懿是追了的，但被姜维的“反旗鸣鼓”吓退，民谚谓之“死诸葛走生仲达”。这个时候，魏延如果叛变投敌反戈一击，情况可想而知。至少，踩在脚下的头颅，就多半是杨仪的，不会是魏延的。但魏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抢先南行。而且，他被王平打败以后，也没有北上，而是朝更南边的汉中跑。这说明魏延并不想降魏。不想降魏，又怎么会谋反？
所以，对于魏延的“谋反”，董允、蒋琬等人也只是怀疑（疑延），并不肯定。怀疑的原因，是魏延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而魏延这样做，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又有两个原因，一是坚持北伐（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二是不服杨仪（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第一个原因当然能够证明魏延并不想谋反，但细想起来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如果当真是要坚持北伐，那么，你自己留下来继续战斗就是，为什么要抢先南下呢？同样，第二个原因也有问题。因为如果仅仅只是不服杨仪，那么，你走你的阳关道，他过他的独木桥，你自己抢先南下就是，为什么还要“所过烧绝阁道”呢？明摆着是要置杨仪于死地嘛！当然，这和魏延自己的说法也不矛盾。杀了杨仪，就可以夺杨仪之兵，也就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北伐灭魏了。因此，魏延说的两个原因也都讲得通的。但在当时，却是第二个原因占了上风，而且在行动之时还起了杀心。
这当然也是应该谴责的。但诬为谋反，实属冤案；夷灭三族，更是量刑不当。这一点，后来蜀汉政权可能也意识到了。证据有两个。一个是陈寿为魏延作传时所下的结论。陈寿认为，魏延之所以不北上而南下，其当时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是要杀了杨仪等人而已（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杀了杨仪，就可能接替诸葛亮的职务（冀时论必当以代亮）。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并没有谋反的意思（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我们知道，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陈寿是不会轻易做出判断的。他的这个说法，很可能代表了当时的共识，甚至是因为蜀汉朝廷在查明真相后，已经有了这个结论。
证据之二，是汉中城北门外的石马坡遗址。清代乾隆朝修编的《南郑县志》认为，该遗址很可能是蜀汉朝廷“以礼收葬”魏延之墓。为什么要“以礼收葬”呢？因为蒋琬等人也发现“魏延谋反”是冤案（蒋琬原其本意，但欲诛杀杨仪，不便背叛）。再加上魏延既是宿将，又有战功，当然应该“追述前劳”，以礼厚葬。这也就等于是为魏延平反昭雪了。
当然，这两个证据都不怎么过硬。过硬的证据是蜀汉朝廷的正式文件。但这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再提供一个旁证，那就是杨仪之死。按照常理，魏延如果当真是谋反，或者蜀汉政权确实认为他谋反，那么，杨仪这个“平叛有功”的大英雄，在回朝之后是应该得到重赏的。杨仪自己，似乎也这么想。《三国志·杨仪传》说，杨仪“既领军还，又诛讨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然而怎么样呢？只封了个有职无权的中军师，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无所统领），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从容而已）。接替诸葛亮的，是资历、才能和贡献都不如杨仪的蒋琬。
这下子杨仪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三国志·杨仪传》的说法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也就是怨恨悲愤都写在脸上，不满之辞都发自肺腑。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怕他说话出格，没有节制，犯了忌讳，不敢去看他（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只有后军师费祎前往抚慰。杨仪就对费祎大发牢骚，前前后后絮絮叨叨说了许多。费祎呢，大约是只听不说。最后，杨仪居然说，想当初丞相去世时，我要是率领全军“以就魏氏”，怎么会像今天这样寂寞失意？真是追悔莫及啊！
杨仪这话，实在是“反动透顶”，费祎自然也不能“知情不报”。费祎据实密报的结果，则是杨仪在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被废为平民，流放嘉郡。杨仪到了嘉郡，不思悔改，又上书诽谤朝廷，而且出言不逊，于是朝廷下令将其逮捕入狱。结果杨仪自杀，老婆孩子则回到了蜀郡，其时距离魏延被杀（建兴十二年八月）也就一年半载。蜀汉朝廷如果当真曾经为魏延平反，我想大约就在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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