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问题，就是杨仪所谓“吾若举军以就魏氏”的“魏氏”，究竟是曹魏呢，还是魏延？如果是曹魏，则想谋反的就不是魏延，反倒是他杨仪。如果是魏延，则魏延必无反意。因为如果魏延要反蜀降魏，那么，率领全军追随魏延的，岂非也是“反贼”？杨仪的“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岂非自认谋反？杨仪当然不会这么傻，朝廷也没有按“谋反罪”来处理杨仪（其妻子还蜀）。可见“吾若举军以就魏氏”这句话不能翻译为“我如果率领全军投降曹魏”，只能翻译为“我如果率领全军追随魏延”。后悔未能追随魏延的杨仪是并不想谋反的，因此，可能被杨仪追随的魏延也不想谋反。
毫无疑问，杨仪并不可能追随魏延，他的“吾若举军以就魏氏”也只是发牢骚。但这句牢骚话还是证明了魏延的清白。由此可见，魏延一案不是“谋反”，而是“内讧”，而且是典型的“窝里斗”。魏延和杨仪，彼此都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甚至不惜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大打出手。
这就奇怪！因为魏延和杨仪在蜀汉政权中都属于“第一势力”（荆州集团），刘备和诸葛亮对他们也都非常器重（魏延任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封南郑侯，杨仪任丞相长史、绥军将军）。他们之间，既无集团、派别利益之争，也没有什么方针、路线分歧。于是我们就要问，这两个人哪来的深仇大恨呢？
说起来还真没什么。这两个人闹矛盾的原因，竟不过是意气用事。《三国志·魏延传》说，魏延这个人善待将士，勇猛过人，又生性矜持高傲，当时所有人都让他三分，只有杨仪不买账（惟杨仪不假借），魏延便把杨仪恨到骨头里，水火不容（以为至忿，有如水火）。那么，这两个人的矛盾闹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坐到一起说说话都不能。《三国志·费祎传》说，魏延和杨仪只要坐到一起，就要吵架。吵着吵着，魏延就会拔出刀剑来对着杨仪比划（举刃拟仪），杨仪则哭得泪人儿似的（泣涕横集）。这时，也就只有费祎能当和事佬了。费祎的办法，是插到两个人当中去，一边劝解一边把他们拉开。你说这都是什么事！
魏延与杨仪的“窝里斗”臭名远扬，连孙权都知道，而且不以为然。据《三国志·董允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有一次费祎出使东吴，孙权设宴款待。喝得酩酊大醉时，孙权对费祎说，杨仪和魏延是两个卑贱的小人。虽然有些鸡鸣狗盗的本事，却是一旦得意必定忘形。贵国如果没了诸葛亮，这两个家伙肯定会作乱，你们怎么能不防患于未然？费祎猝不及防，张口结舌（愕然四顾视，不能即答）。副大使董恢就教他回答，说杨仪和魏延不过“人民内部矛盾”（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并不像黥布（黥音晴ｑíｎɡ）、韩信那样不可驾御（无黥、韩难御之心也），就不要因噎废食云云，算是忽悠过去。
费祎的回答马马虎虎还算得体，孙权的说法则未免偏激。魏延和杨仪确实有缺点、有错误、有问题，但杨仪有才，魏延骁勇，不好说就是“牧竖小人”。事实上魏延和杨仪都是刘备和诸葛亮极其赏识器重的人。《魏延传》说，当年刘备在汉中称王之后，准备回成都，要留一员大将镇守汉中。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担此大任的一定是张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张飞自己也这么想（飞亦以心自许），然而刘备却破格选择了魏延，结果“一军皆惊”。刘备当然看得出众人的不服，便大会群臣，问魏延说，寡人委爱卿以重任，爱卿打算怎么样呀？魏延说，曹操如果倾巢而出，末将就替大王挡住他（拒之）！如果派一员偏将率十万人马来，末将就替大王吃了他（吞之）！这可真是气壮山河！事实上魏延的确英勇善战。所以，诸葛亮北伐时，魏延就既曾经“督前部”，也曾经“为先锋”。
杨仪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杨仪传》说，诸葛亮多次出兵，常常是杨仪进行规划，负责部署，筹集粮草，计算军费（规画分部，筹度粮谷），而且不假思索，一会儿工夫就处理完毕（不稽思虑，斯须便了）。所以，杨仪和魏延闹矛盾，诸葛亮便很头疼（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他既然不忍心厚此薄彼，便只好尽可能把一碗水端平（不忍有所偏废也）。遗憾的是，尽管有诸葛亮搞平衡，费祎打圆场，这两个人还是要“窝里斗”，结果是两败俱伤。魏延固然家破人亡，杨仪也同样身败名裂。想想真是何苦！
更窝囊的是，这两个人死后也都背上了骂名。魏延被骂作“反贼”，而且这罪名还被《三国演义》夯得严严实实，几乎是“永世不得翻身”。杨仪则被骂作“小人”，遭到许多替魏延抱屈的人痛斥。的确，所谓“魏延谋反”既然是冤案，那么，冤有头债有主，制造这起冤案的直接当事人杨仪就难逃其咎。正如陈迩冬先生所言，魏延身为大将，一生征战，可谓“有大功，无大罪”，却“遭大祸，蒙大诬”，已是天大的冤枉，你杨仪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灭其三族呢？所以后人很是不平。比如郝经就认为，杨仪“以私憾杀大将”，罪过比魏延更大（罪浮于延）。刘家立也说，魏延“其功不可没，夷其三族。亦太甚矣”（均见《三国志集解》）。再说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杨仪已经把魏延杀了，还要用脚在他头上踩，太过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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