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制度，当然是士族喜欢的。尤其是高中级士族，更是盼望之至，因为他们可以垄断做官的权利。这个制度也是终究要实行的。因为士族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垄断做官权。正如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所说，所谓“九品官人法”，不过是“这一件既成事实的法律规定”。但是，垄断做官的权利，就等于把不能世袭的官职变成世袭的，建立了一种“不是世袭的世袭制”，或者说，官僚集团的半世袭制。显然，这与帝国制度的要求不相容。帝国制度，是要求官僚不得世袭的。由是之故，门阀制度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官僚完全不能世袭的科举制度。士族地主阶级也要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不会垄断做官权利的庶族地主阶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魏晋南北朝是历史的“大插曲”。
有趣的是，这个“大插曲”的前面又插进了一段“小插曲”。这就是三国。我们在《殊途同归》一集讲过，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垄断了仕途，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了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变成豪强，就把握了经济基础。这就差不多掌控了这个国家。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士族地主阶级便必将成为帝国的统治阶级。那么，历史的日程表怎么会被打乱，士族的如意算盘又怎么会被打掉呢？
因为不幸得很，门阀遇到了军阀。
二门阀遇到军阀
军阀，就是拥有自己独立武装力量的地方豪强。这样的豪强其实早就有了，那就是由东汉王朝姑息纵容培养出来的土豪。东汉末年，尤其是黄巾起义以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土豪们的势力也就越来越强。他们有的在地方上称雄称霸，叫“豪霸”；有的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叫“豪帅”；有的利用朝廷任命的官职实施割据，成为“诸侯”。但因为都有武装力量，所以是“军阀”。只不过，在汉灵帝去世之前，他们还不成气候。
军阀要成气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央政府垮台，或者名存实亡。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这时，差一点成为统治阶级的士族，就只能交出统治权。实际上，士族（也包括其他政治势力）炙手可热，根本原因在于中央集权，朝廷可以号令天下。但是，如果皇帝当真变成了孤家寡人，甚至由“天子”变成了“浪子”，各地牧守都不听指挥，他们也就牛不起来。这个时候，单单门第高有名望是没有用的，就连印把子也不一定管用，说得起话的只有枪杆子。谁掌握着枪杆子呢？军阀。把中央政府搞得名存实亡的又是谁呢？也是军阀。而且我们知道，他就是董卓。
董卓是第一个杀进历史舞台的军阀。他原本是凉州的地方豪强，早就拥兵自重的。他的部属用范文澜先生的话说，则是一些地方上的“土霸”和羌族胡族的“豪酋”。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军阀了。不过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问题在于，董卓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他自己又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结果是新秩序没能建立，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这笔账当然不能算在董卓一个人头上，说到底还是东汉王朝已经腐朽了，这才轻轻一推就倒。我们在《殊途同归》一集说过，东汉王朝的帝国大厦，是由三根柱子支撑起来的。哪三根支柱呢？外戚、宦官、士族。外戚就是皇后皇太后的母家，说得通俗点就是皇亲国戚。一个女人，如果当了皇后，她的娘家人也就鸡犬升天。如果皇帝死得早，新皇帝年幼当不了家，需要太后临朝，朝政就很可能落到太后娘家人即外戚的手里。东汉就是这样。包括少帝刘辩在内，东汉十三个皇帝，除首任光武帝六十二岁，次任汉明帝四十八岁，最后一任汉献帝五十四岁，其余十个都没有活过四十岁。皇帝继位时的年龄，除汉明帝三十岁，其余十一个都不到二十岁。年龄最大的，汉章帝十九岁；年龄最小的，汉殇帝只有百日，汉冲帝只有二岁。于是，东汉便有六次太后临朝，外戚执政。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执政；北乡侯时，阎太后临朝，阎显执政；汉桓帝时，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政；汉灵帝时，窦太后临朝，窦武执政；弘农王时，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这样算下来，东汉王朝倒有半数时间是太后和外戚在当家。
外戚掌权，皇帝当然不高兴。所以，这些少年皇帝亲政以后，就要夺权。能帮忙的，则是宦官。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帮着皇帝甚至代替皇帝杀外戚。比如公元92年杀窦宪，公元121年杀邓骘，公元125年杀阎显，公元159年杀梁冀，公元168年杀窦武，公元189年杀何进。这就有意思了。东汉王朝，六次太后临朝，外戚执政。六个执政的外戚，又竟然都是皇帝依靠宦官，或者宦官帮着皇帝，甚至自作主张杀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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