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外戚与宦官的矛盾极大。一部东汉宫廷史，差不多就是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史。在这个斗争中，士族是偏向外戚的。他们虽然不满外戚的跋扈，却更憎恶宦官的贪婪，痛恨追随宦官的“斗筲小人”与自己争夺做官的权利。于是，汉灵帝去世后，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便联合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宦官集团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是宦官杀何进，袁绍杀宦官，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帝国大厦的三根支柱倒了两根，剩下一根也独木难支。
这个时候，董卓进来了，而且是士族（袁绍）请进来的。这就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历史也许就会从此改写。然而，尽管董卓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国新秩序，无奈士族并不愿意与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他那不守礼仪不遵法度的专横跋扈和胡作非为，使他被士族界定为“全国共诛之，天下共讨之”的“人民公敌”。朝官以王允为首，策划暗杀；外官以袁绍为首，起兵讨伐。朝野一片混乱。
这下子，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帝国变得更加动荡，门阀的天下变成了军阀的天下。一方面，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纷纷拥兵自重，各行其是，割据一方；另方面，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也放下了笔杆子和锄把子，纷纷招兵买马，拉帮结派，占山为王。他们“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曹丕《典论》），名为讨董卓，实为抢地盘。董卓，这个并不想当军阀的军阀，让很多人成为了军阀。
历史既然进入了军阀的时代，那么，能够收拾局面的也就只有军阀，门阀是不行的。什么是门阀？世代显贵的家族。什么是军阀？拥兵自重的集团。世代显贵，或者拥兵自重，对社会就有特殊的支配地位和力量，因此都叫“阀”。但门阀为阀，靠的是门第声望；军阀为阀，靠的是武装力量。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所以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除非他同时是军阀。
士族并非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袁绍和袁术，就是“门阀兼军阀”。刘表和刘焉，则是“宗室兼军阀”。他们确实也曾风光一时。尤其是袁绍，衣冠望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还一度拥有冀、青、并、幽四州之地，等于大半个北方，可谓得天独厚，财大气粗，不可一世。他成为讨董联盟的盟主，也说明士族阶级把宝押在了他身上。然而怎么样呢？都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曹操冒出来了。
曹操不是士族，他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曹操也原本不是军阀，他逃出洛阳的时候无兵无将无官职。后来在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实力也有限。所以，关东联军这个“集团公司”，就不把他算作“股东”。曹操也知道自己没有资本，便甘当联军的马前卒。然而关东诸侯的自私自利、鼠目寸光、畏缩不前，让他大失所望。曹操终于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虚名，门阀也斗不过军阀。他决定先把自己变成军阀，然后再来收拾山河。
实际上，让士族没戏的人正是曹操。经过多年努力，曹操也变成了军阀，但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军阀。当时许多军阀（如刘焉）只想割据一方当土皇帝，曹操却想统一天下。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对于统一之后的中国还有理想。他的理想，正如我们在《殊途同归》一集所说，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至少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政治上必须有所更新。这就与袁绍不同。袁绍也是要重建秩序的，不过他要建立的，是代表他们那个士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旧秩序。这就是董卓、袁绍、曹操的区别。董卓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袁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董卓是只搞破坏，不搞建设，所以曹操和袁绍要联合起来反对董卓，并致力于重建被董卓破坏的秩序。但是，秩序应该怎样重建，曹操和袁绍立场不同，观点不同，路线不同，所以他们要分道扬镳，甚至决一死战。
那么，曹操他容易吗？不容易。
曹操的作为，遭到了士族阶级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对，集中表现在两次战争，即兖州之战和官渡之战。兖州之战的故事我们在《进退失据》一集讲过，就是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的夏天，张邈和陈宫趁曹操征徐州之机突然反叛，联合吕布夺取曹操的根据地。如果不是荀彧和程昱、夏侯惇守住鄄城、范县、东阿，曹操就会变成丧家之犬。张邈和陈宫是曹操的老朋友，为什么要反叛呢？就因为此前曹操杀了兖州名士边让，引起士族和名士的公愤（此事《后汉书》与《资治通鉴》记载不一，这里采信《资治通鉴》的说法）。曹操杀边让，原本是要向士族示威，结果反倒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士族，哪那么容易反对！
但是曹操并没有被士族打压下去，袁绍的力量也越来越强。于是就有了官渡之战。如果说兖州之战是世家大族对曹操的突然袭击，那么，官渡之战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田余庆先生说得对，袁曹之争，在社会地位上是士族与寒族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是儒家与法家之争（《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袁绍胜，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胜，新政权和新秩序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所以，官渡之战确实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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