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文人确实也可以大致分个类型。在我看来，到了不惮对“文人”春天般温暖，对“非文人”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的地步，就应该叫“文化战士”或者“道德战士”了。
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的“直接原因”，是上述“道德刺激”，而更深刻的动机，则是他自觉担当的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他写道：“不能让文怀沙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其实，当一个人给自己赋予如此崇高的使命和勇气，就应该对自己备加小心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崇高和使命和勇气合计成了如此杀气腾腾的霸气。得承认，这样的霸气即便放到三十多年前的语境里，也算是比较粗暴的例子了。这样搞世界上没有好事情的。经验证明，无论是师出“私德”或者“公愤”的名义而为文人江湖“清理门户”，必定闹出乱子，到头来，连李辉先生“塑造”的那些“道德文人”，同样有“当不成文人”的危险的。
抽离历史环境 追查历史道德
李辉的两篇文章中“考证”了文怀沙的在文革时期的“诈骗、流氓罪”的历史道德。“其罪详情：（文怀沙）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文怀沙被专政机关的处罚包括：“1963年，被判处劳教”。“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1964年5月正式拘留”。“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改”。李辉还引用了文革期间的“二流堂小报”对文怀沙的“介绍”：“文化流氓、坏分子、六四年被捕入狱”。如此等等。
李辉的介绍表明：在那个残酷的年代，置人于十八年牢狱的“其罪详情”，就这么一行字！“猥亵、奸污妇女”的人数，也只需要一个概数。而“劳教”这种于宪法无据的罪名，却是可以召开“宣判大会”，公开实施的（“逮捕”时的“宣判大会”是什么意思？）。“正式拘留”更可以在“逮捕”一年后。至于一经“劳教”便是十八年，中间是否又发生了什么没有？果如李辉所言，中间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加刑，是不是就说明文怀沙罪有应得？
这些情况都不在李辉的考虑之列。明显无法无天的“刑法”，以及街巷俚语似的判词，都被他全盘接受。连文革中分明使用谩骂语言的“小报”，也被他当“信史”引用。也许李辉先生还掌握有更多“详情”，但他却只告诉我们这些，但这样让我们怎样接受他的结论呢？他还引述了旁人证言，但也只是重复地证明“宣判”和“劳教”事真。
当然，李辉的重点不在这里，他更想说明的是：文怀沙的这一段历史，为什么在他的简历里没有！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不知道文怀沙先生为什么没有把它列入个人简历。但是，基于人性的理由，应该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不把“诈骗、流氓罪”挂在嘴上。同时，他也可以在心里保持对这一“判决”的不服！何况，事情还涉及到“另一方”，如果她们不是无名无姓的文盲保姆，就是文化界有头有脸的人物，或者某个人物的母亲或祖母，文怀沙应该“不便”擅自提起。
但李辉先生不这么看，他在《关于历史叙述的思考》中说，因为当时“逮捕文怀沙”是公开的，所以他现在可以“公开质疑”。但是，现在毕竟不是“当时”，现在，文怀沙是一个可以主张民事权利的人！而现在来看这个案子，并不知道是否够得上“流氓罪”，即便够得上，还可能是一个隐私案件，不得公开审理的！
李辉的第二个问题是，文怀沙把他的入狱原因“篡改”为政治迫害，欺骗公众。这是一个容易澄清的问题，可惜现在还是一本糊涂账。因为文怀沙先生不说话，李辉先生又没有在时间上排除文先生在漫长的十八年间，没有可能曾经受到政治迫害。但假如是有，而他只说政治迫害，不说“诈骗、流氓罪”，如上所述，我表示理解。
所有这些问题，如果李辉先生给文怀沙这十八年做一个负责任的研究，一个年谱，就可以解决的。但是，李辉却只要把我们引入当年的“群众宣判大会”，就塞给我们十八年的结论。而历史叙述确实需要历史思考，否则，不仅对当事人可能不公正，求不到历史真实，还可能引起现实的错乱。
当然，在今天，以当年的旧账可以原原本本地成功设置为公共议题，并准确地引起一场毫无鉴别的道德追讨，这跟李辉无关，这只能说明天变地变，但人文环境没变。
使用单边信息 追查他人隐私
作为一个职业记者，一个以写文人传记为职志的作家，要写事关一位老人一生毁誉的重要文章，居然不愿意去访问一下那位身体健康，思路清晰的事主，并且还节外生枝地为是否见过面而跟事主“质疑”起来，这是非常搞怪的。
既不见事主，也看不出是否访问了跟事主不那么交恶的一些过来人。李辉的两篇雄文显示，他给文先生判道德死刑的依据，仅仅来自于他和那些令人尊敬的文人们闲谈偶得的“单边信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文化界，文怀沙其人其事广为人知，根本不需要刻意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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