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官场中的称谓不管如何复杂微妙，体现出来的都无非是权势的大小和亲密的程度。中国官场的一个特点，就是公务与私情并存。同僚、上下级、兄弟单位之间，不能只讲公事公办，还多少得讲点交情。一点私交也没有，往往“公事”也“公办”不了。为什么官场上请吃成风屡禁不止？为什么来了人一定要招待，有事没事也要“聚一聚”，而且多半要喝酒？就因为请客吃饭，是中国人协调关系、建立感情最常规最通用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其深刻内在的文化原因则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第一章）。事实上，不管大家如何强调“出以公心”，尽可能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私人感情却总是会存在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在烈山县委书记耿子敬和县长赵成全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兄弟般的情分。这种“兄弟情分”并不因他们一个是“贪官”一个是“劳模”而有什么不真实。耿子敬对赵成全说的“我们共事一场，又处得这么好，我总得多少尽尽心，至少不能让你辛苦一生，带着担心和遗憾走”，就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
既然要讲私情，就会有亲疏之分。所以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圈子，就有派系，而在官场上则还要多一个坐标系，即“阶层”。既要讲尊卑，又要讲亲疏，官场上的称谓就必然会复杂微妙，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特征之一的“科层制”也就很难得到严格的实行。所以，企业中只有“刘董”（董事长）、“刘总”（总经理），官场上却既有“刘书记”，也有“华波书记”，还有“华波同志”。道理也很简单：企业是搞经济的，官场是搞政治的。前者认钱不认人，后者却不能不认。什么是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就是人事，能不讲点人情味吗？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权势。权势差异不大，称谓就可以随意一点。比如田立业对刘意如，就既可以叫“刘主任”，也可以叫“刘大姐”；刘意如对田立业，也既可以叫“田秘”，又可以叫“田秘书长”，还可以叫“田秀才”，全看当时语境如何。差异大了，处于弱势的人就要掌握好分寸。即便是“贴身心腹”、“亲密部下”，也不能太放肆，哪怕是“撒娇”。在《中国制造》这篇小说中，常可看见诸如“虎着脸”、“黑着脸”、“沉下脸”、“拉下脸”之类的描写，而变脸者则多半是上级。当然，“变脸”也未必都是真生气，比如田立业向姜超林大放厥词时，姜超林的“变脸”就是“佯怒”。但在田立业，则只怕是连“佯怒”也不可以的。
的确，官场中人际关系再好，最终决定亲密程度的，还是有权势者。他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称谓方式，并通过这种选择来传达种种微妙的信息和表示自己的态度。比方说，当刘华波称高长河“长河”时，是亲切的、信任的、爱护的。叫他“小高”时，就在亲切之外隐含着权势和威严。如果哪天他居然叫起“高书记”来，只怕就有讽刺挖苦的意思了。无权势者则要被动得多。他顶多只能在有权势者表示亲密时“不识抬举”（多半不敢），却不能主动表示亲热。即便是套近乎、拍马屁，也得谨守自己的身份。如果某个无权势者提起高级领导人来也“华波”长“超林”短的，那他便多半是在吹牛，是在“拉大旗作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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