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官场十一逼出来的腐败-所以，权力会导致腐败。或者准确地说，失去控制的权力会导致腐败。
权力靠什么来控制？只能靠民主与法治。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领导班子或权力机关来说，民主比清廉重要，科学比道德重要，而我们过去却一直是反过来理解的。中国人有一种“清官情结”。看一个人是不是好官，首先看他是否廉洁，其次看他是否出以公心。只要有了这两点，似乎就可以放心了。事实证明，这种判断标准并不正确。金华倒不见钱眼开，可她见权眼开。姜超林自己倒是清廉，可他错用一个耿子敬，造成的损失却比他收点礼品大得多。姜超林错用耿子敬是不是出以公心？是。对吗？不对！因为不民主。姜超林反对起用田立业是不是出以公心？是。对吗？不对！因为不科学。不民主，不科学，好心也会办错事。一个人自己的私事犯点错误不要紧。如果这个人手握大权，又不科学不民主，那后果就严重了。对于“权力导致腐败”这句话，还得这样理解才是。
显然，惟一的办法就是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并在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完善的法治。否则，腐败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十一“逼出来”的腐败--耿子敬的堕落使姜超林大为惊诧，赵成全的陷入更使他感到痛心。赵成全原本在旧年县干得好好的，又害怕耿子敬的霸道，含着眼泪请求不要把他调到烈山，县委书记白艾尼也坚决挽留。但姜超林为了给耿子敬配一个老实巴交不争权的县长，硬逼着赵成全服从组织决定。可以说，是他亲手把赵成全推进了火坑。
赵成全也有想法。
赵成全倒不怨恨姜超林，也不觉得自己委屈，他是为耿子敬抱不平。他对反贪局钟处长说，就算耿子敬明天判死刑，我也要说“耿子敬能干，还是有功劳的”。这话后来他对姜超林也说了。鸟之将死也，其鸣也哀；人之将死也，其言也善。赵成全这话值得琢磨。
想想事情也是奇怪。耿子敬霸道，却不官僚；能干，却又腐败。马万里呢？“清廉是出了名的”，但他在昌江市委书记任上干了七年，什么名堂也没搞出来，以至于弄到市委接待处门可罗雀的地步，还不服气别人。最后省委只好把他调走了事。这两个人的反差也太大了。怎么清廉就不能干，能干就不清廉，不能既是“清官”又是“能员”呢？
恐怕问题仍在于如何看待和使用干部。
从德才两方面看，干部可以分为四类：清廉又能干的，清廉而不能干的，能干而不清廉的，既不清廉又不能干的。第一种最好，第四种最坏，都好办。第二种也好安排。在块块里不行，就调到条条里来。省委对马万里就是这么安排的，结果他在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任上干得都很好。这叫因事设人。人事人事，不就是人和事吗？只要因材任事，也就人事两宜，没有什么太难办的。
难办的是第三种人。
毫无疑问，对于腐败分子，只能绳之以法。该处分就处分，该判刑就判刑。但是，一个得力能干、政绩卓著、贡献很大的干部，最后落到那种下场，不可惜吗？何况不清廉并不等于腐败，也可能只是占点小便宜，有点不干不净而已。在这方面，我们许多干部是很能“掌握分寸”的。什么“喝酒不喝醉”呀，“跳舞只摸背”呀，“晚上回家睡”呀，反正既够不上违纪，更谈不上犯法。你又能奈何？然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占小便宜很可能发展成犯大案子，在歌厅跳舞也没准会跳到床上去。你又如何防患于未然呢？
如果说这种干部的终于堕落只能怪他们自己是“有缝的蛋”，那么，另一些人的“腐败”就真是逼出来的了。何卓孝就是。何卓孝身为十二亿资产的大厂厂长，家里却穷得丁当响。他母亲是农村户口，没有公费医疗，得了癌症，看门诊都看不起。家当变卖一尽，老婆也闹了离婚。娘亲娘亲，还有比娘更亲的吗？没法子，何卓孝只好在厂里以自己的名义把医疗费报了，因数额太大，构成了“诈骗罪”。人心都是肉长的。看到老何这个孝子为了母亲走到这一步，高长河、文春明、孙亚东心里都不是滋味。高长河说：“一个县处级大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连自己母亲的医药费都付不起，人家凭什么再给你卖命？凭什么！”
在这里，空谈理想是没有用的，唱高调讲大道理就更没有用。实际问题只能用实际办法来解决。高长河的办法是要民政局找一个合理合法的开支渠道来解决，不行就扣自己的工资。我很怀疑他们是否真能找到“合理合法的开支渠道”。即便找到了，也未必真的“合理合法”。“特事特办”总只是权宜之计，而实际的问题又不是一个两个。耿子敬对赵成全说：“老赵，我问你，万一你去了，你老婆孩子怎么办呀？你家大明今年要上高中了吧？进省城重点中学要不要花钱？三年后上大学要不要花钱呀？他们将来靠谁？”这话问得有道理。是啊，这些事，也靠高长河掏工资吗？高长河又有多少工资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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