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的手法异曲同工，即都是摸准心思，投其所好。
这是一个温柔的陷阱。表面上看，他们做的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不就是抱个西瓜换件衣裳吗？落实指示从不过夜就更是无可挑剔。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嘛！落实指示不过夜不好，难道疲疲塌塌拖拖拉拉就好？或者什么事都和你顶牛，你说东他偏说西，你指南他偏往北就好？也不见得吧？实在地讲，谁都喜欢听话的干部，谁都喜欢看着顺眼的人，只不过，作为手握大权者，却应该随时想想：他们究竟是崇拜你，还是崇拜你手中的权力；究竟是迎合你，还是迎合你手中的权力？别忘了，“权力四周有小人”，一不小心，就会挨上“温柔一刀”。
所以，人在官场，就面临两个课题。一是要弄清楚你周围是些什么人，二是要想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后一个问题更重要。高长河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弄清了大明公司一案事实真相后，曾神色严峻地对金华说：“请你冷静下来后好好想想，怎么为官，怎么做人？别官越当越大，人越做越小！”
这话说得好，这个问题也提得好。
为官和做人，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大约问谁谁都会说是一回事。做人毕竟是根本。人都做不好，还能做得好官？只有首先做一个正直的人，高尚的人，有良知和人格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才有能成为一个好官员，好干部。
然而想想好像又不对。田立业和孙亚东就是这样的人嘛，怎么就长期不被人理解，甚至为官场不容，反倒是金华那样的，却能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田立业和孙亚东是把做人看得比做官为重，金华和刘意如则是把做官看得比做人为重。
可见，为官和做人，并不简单地就是一回事。至少是，当你进入官场后，就在做人的标准之外，又多了个做官的标准，田立业却始终无法与这个标准认同。姜超林认定田立业“根本不能干事，只会闯祸”。高长河问姜超林，田立业都闯了些什么祸，姜超林想了半天也说不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因为“田立业除了平时随便一些，还真没闯过什么祸”。问题其实也就在这里了：田立业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却犯了官场的大忌，这个忌讳就是“随便”。
官场上是不能太随便的。便是搞联谊活动喝酒的时候，也只能稍微随便一点，或作随便状。太随便了，至少有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影响不好”，二是“形象不佳”。你想，一个领导干部，整天大大咧咧嘻嘻哈哈，说话没个正形，成何体统？所以，讨论田立业的任命时，孙亚东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高长河的回答是：“我们的县委书记们究竟应该是个什么形象呀？耿子敬形象不错嘛，一脸官气，什么官？贪官！”其实，就连他高长河，也有人认为不合格。刘意如就这么认为。在她看来，高长河和田立业在本质上是一路人，只不过量级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随便。
那么，高长河和田立业随便吗？不随便。田立业当市委副秘书长时可能随便一点，做了县委书记就不随便了。他们在一些人眼里的所谓“随便”，其实也就是希望在执行公务的同时，还能保持一点个性，或者有一点个人的风格，多一点独立的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等因奉此。这也是新一代领导干部的特点：他们不再甘于机械被动地作齿轮螺丝钉，或总是生活在老一辈的阴影里。所以，当刘意如“好心地”提醒高长河“姜书记过去从不”什么时，高长河就面露愠色地说：“姜书记是姜书记，我是我。”是啊，如果连“我”都没有了，那还做什么“人”？
做人之难，其实也就在这里了。
人在官场，最难解决的矛盾，就是还要不要个性。一般地说，官场不大能容得了太有个性的人。因为官场是一个团体，而且是一个行使权力的团体。它要求统一意志，要求绝对服从，要求步调一致，要求口径相同。对于团体来说，这是合理的要求，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嘛！然而人又是不能没有个性的。没有个性，也就没有自我了。没有自我，那“我”又算是什么呢？这就矛盾。矛盾的结果，则多半是个人的让步。因为你要加入团体，就要和团体认同。你不认同团体，团体就不认同你；而团体的意志越强，属于个人的独特的东西就会越少。久而久之，那些少年气盛血气方刚的人，就会在官场中磨合或磨练得四平八稳老气横秋，变成一个老官僚，一点个性都没有了。就连刘意如都这样感慨：“你从他（刘华波）脸上能看到权力带来的威严，能看到一个政治家的成熟气派，却看不到多少当年的朝气了。”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不是悲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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