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非儒》一文中不实之处甚多，有的简直就是信口开河。比如说孔子身为鲁国大司寇，不帮助国君，却帮助季氏（舍公家而奉季孙）；说鲁国的窃权者阳货、晋国的叛乱者佛肸是孔子的学生等等，就明摆着不是事实。然而《非儒》篇不但言之凿凿，还一口咬定是孔子带坏了他们，道是“徒属弟子，皆效孔丘”，还说“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说白了，这是愣往孔子头上扣屎盆子，绕着弯地骂孔子“心术不正”，近乎人身攻击。这就让后世许多人不以为然。文中的“孔丘”二字，也被清代学者毕沅换成了“孔某”。因此，我们会看到《墨子》的不同版本。引文中写“孔丘”，写“孔某”，也都对，不是硬伤。
不过我认为，即便《非儒》、《耕柱》、《公孟》诸篇是墨子后学所为，代表的也是墨家观点。何况按照学术界的主流意见，《非儒》篇“足以代表墨子思想”（孙叔平《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先秦编》）。这就说明，墨家对孔子和儒家的攻击，已经到了处心积虑甚至不择手段的地步。于是我们就要问：墨子和墨家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批判儒家？
这就要弄清楚墨子与孔子有什么不同。
首先是时代不同。墨子名翟，字不详，尊称墨子。他的生平也不清楚，据清末经学家孙诒让《墨子间诂》考证，大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公元前376年。也就是说，墨子比孔子小八十多岁。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我们知道，《春秋》经文的最后一句，就是“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事在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479年。战国时代，则开始于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墨子六十五岁那年。孔子去世，春秋时代就结束了。墨子在世，战国时代也开始了。所以张荫麟先生说，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子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中国史纲》，下引均见此书，不再注明）。
春秋与战国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相同的是天下无道，没有正义和公平；不同的是，战国时代社会更动荡，政治更黑暗，战争更频繁，人民更痛苦。换句话说，春秋时期，是客客气气、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坏；战国时期，就改成肆无忌惮，明火执仗，杀人不眨眼睛，吃人不吐骨头了。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说到（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四节）。因此，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感受要比孔子更强烈，态度也就更愤激。孔子虽然也对现实不满，但他更多的还是委婉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希望统治者有所改良。墨子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则更强，他几乎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看看《墨子》一书的某些篇名就知道：非攻、非乐、非命、非儒。这等于是举着牌子，旗帜鲜明地宣布：我反对！
墨子与孔子的第二点不同，是立场不同。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他多半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想统治阶级之所想，急统治阶级之所急，替他们谋划长治久安的方略，设计天下太平的蓝图。据《论语·颜渊》，公元前517年，三十五岁的孔子曾经到齐国找工作。齐景公向他问政，孔子回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这话说得好呀！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有的是粮食，我能吃到嘴里吗？看来，孔子对君主有没有饭吃是很关心的，虽然他也关心人民有没有饭吃。
墨子的立场则是平民的，甚至是劳动人民的。他更多地是站在劳动人民一边，想劳动人民之所想，急劳动人民之所急，为劳动人民奔走呼号，争取权利。为此，墨子提出了他著名的十大主张。这十大主张，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伦理思想，这就是兼爱。这是墨子思想的总纲，后面要着重讲。二是政治思想，这就是尚贤、尚同、非攻。三是经济思想，这就是节用、节葬、非乐。四是宗教思想，这就是天志、明鬼、非命（请参看李小龙《墨子译注·前言》）。这些主张，便都与他的立场有关。
比方说，墨子反对儒家主张的礼，也反对儒家主张的乐。反对礼，好理解。因为礼讲尊卑，不讲平等，这就与墨子的理念相悖。那么，为什么要反对乐呢？原来，中国古代的“乐”，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它有时候单指音乐艺术，有时候泛指一切娱乐。更多的时候，则是指一种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在内的综合艺术，即“乐舞”。这种“乐舞”的演出，需要很多人投入，协调运作。其中规模大的，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综艺晚会。对于这样一种“乐”，墨子是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对劳动人民没好处。在《非乐》篇，墨子说，劳动人民的忧患有三条，那就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是劳动人民最大的忧患（民之巨患也），可是“乐”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墨子问：撞击洪钟，敲打鸣鼓，弹奏琴瑟，吹奏竽笙，手舞足蹈，载歌载舞，就能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吗？不能。就能实现天下大治，保证天下太平吗？也不能。不但不能，还会添乱。因为这种大型综艺晚会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耽误生产。男人去做这件事，耽误种田。女人去做这件事，耽误织布。官员去做这件事，耽误治国。这样祸国殃民的东西，要它做甚？现在，劳动人民饭都吃不饱，衣都穿不暖，整天干活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你们统治阶级却在那里穷奢极欲歌舞升平，像话吗？所以，墨子得出结论：“为乐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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