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这个说法，究竟对不对？也对也不对。没错，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统治阶级居然“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求声色之娱，确实应该批判！但如果人民“聊生”呢？能不能搞？墨子可没说。还有，文学艺术并非只有大型综艺晚会（乐舞）一种，其他形式的“乐”能不能要？好像也不能。因为墨子并没有说“某乐可也”、“某乐非也”，而是一言以蔽之曰“为乐非也”。这就是一篙子打翻一船的人了。更何况，劳动人民也有艺术和审美的需求，怎么能简单地说“为乐非也”？看来还是孟子的说法更合理：可以也应该有文学艺术和娱乐活动，但必须“与民同乐”（详本章第六节）。
问题是墨子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立场？也许与出身有关。前面说过，墨子的生平是不清楚的。《史记》没有为墨子立传，只是在孟子和荀子的合传后面附了一笔，说他是“宋之大夫”。但他是不是宋国人，却不能肯定，也有说是鲁国人或楚国人的，甚至还有说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有学者认为，所谓“墨翟”，其实就是“黑狄”，也就是印度人，或者阿拉伯人。钱穆先生则认为墨子之所以叫墨翟，是因为受了墨刑。这些我们都搞不清楚，但也不难看出一些信息，那就是墨子的出身，大约比较卑贱或另类。事实上，根据《墨子·贵义》的记载，他很可能曾经是“贱人”，或被看作“贱人”；而据《墨子·鲁问》，他很可能曾经从事手工业，还是一个能工巧匠。
看来，墨子和孔子一样，小时候也是苦孩子，都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不同的是，孔子后来看不起那些体力劳动，认为从事农工商的都是小人，只有读书做官才是君子。他自己向往的，也是古代贵族那种高雅而有情趣的生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衣冠楚楚，一天换好几套衣服，上课的时候有音乐伴奏，开了春就出去踏青郊游，等等。墨子则不然。他成名后，对工艺制造和工程技术仍有兴趣，而且手艺精湛，多有发明。他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感情，也比较接近劳动人民，粗茶淡饭，布衣草鞋，过苦日子。所以，孔子和墨子同样博学，却多有不同。孔子精通的是六艺，墨子精通的是工艺；孔子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墨子对物理有很深的研究；孔子同时是艺术家，墨子同时是工程师。难怪范文澜先生说，孔子和墨子，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孔子代表士人，墨子代表庶民。孔子是士人成功的代表，墨子是庶民失败的代表（《中国通史》）。
这就是孔子与墨子的第三点不同：代表不同。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一个代表士人，一个代表庶民，而认为他们都是士人，但代表不同的士。什么是“士”？简单地说，秦汉以前的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级；秦汉以后的士，是平民的最高一级。周代贵族四级：天子、诸侯、大夫、士。秦汉平民也是四级：士、农、工、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上有贵族，下有平民，自己夹在当中，上下浮动。为什么会上下浮动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士，既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不动产。当然，这两样东西，他们原本也是有的。西周封建之初，士有可以吃租税的田地，叫“食田”。也有世袭的职位，叫“世职”。但是后来没有了。失去了世职和食田的士，就成为无业游民，与庶人没什么两样。他们既然没有稳定的工作（世职）和不动产（食田），又不能当真像庶人一样种田做工，那就只能作为“毛”依附于一张“皮”。也就是说，他们要生存，只能依附于诸侯和大夫。混得好的，可以成为上士，升为大夫。混得差的，就只能当下士，打零工。混得再差一些，则可能下降为庶民。也就是说，士这个阶层，也分为上层和下层。上层接近大夫，有贵族气；下层接近庶人，有平民味。孔子就是上层的代表，墨子就是下层的代表。
分化的同时也有分工，比如分成文士和武士。文士主要参与政治，武士主要参与军事。文士的上层可以做智囊，下层就只能做文秘，甚至做食客。武士的上层可以做将领，下层就只能做保镖，甚至做刺客。也有一些人，宁肯保持独立自由的身份，成为“游士”；或者并不固定依附于某个高级贵族，有合适的事情就做，没有就闲着，来去自由。这些人，文的叫儒，武的叫侠。孔子就是儒的代表，墨子就是侠的代表。
儒也好，侠也好，都是“自由职业者”。儒的工作，主要是帮别人操办礼仪和传授诗书。侠的工作，则主要是帮别人排忧解难和看家护院。这是他们的饭碗，却又是靠不住的泥巴饭碗，随时都可能砸了。所以，儒和侠，都需要自己的代表，也都需要领袖和导师。因为他们要有出路，要有安全感和归宿感。要知道，儒和侠都是有本事的。如果散落在民间，就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主张专政和集权的韩非，就把他们视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说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必须予以铲除。许多儒和侠自己也不争气。下等的儒，为了混口饭吃，死皮赖脸。听说有人办丧事，就不请自到。下等的侠，为了糊口谋生，不讲原则。只要有人肯花钱，就前去杀人。显然，这是不行的。统治者不答应，他们自己也不满意。也就是说，儒和侠，都需要引导，都需要整合，也都需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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