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被害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遭人嫉妒。嬴政对韩非，不是仰慕之极吗？为了见到韩非，不是还不惜发动战争吗？这就让某些人感到不安。嬴政得到韩非以后，不是只“悦之”而“未信用”吗？他对韩非的态度，不是还很犹豫吗？这就让他们感到有空子可钻。于是这些人就去对嬴政说：韩非可是韩国的公子。他能向着咱们，不向着韩国吗？大王既然不打算用他，就得把他送回去。送回去，那不是放虎归山吗？不如“以过法诛之”。嬴政一想有道理，就找个岔子把韩非下了大狱。韩非想申辩，却见不着秦王，毒药反倒被嫉妒他的人送了进来。韩非无奈，只好饮恨服毒自杀。等到嬴政后悔来救，已是无力回天。那么，陷害韩非的人是谁？有两个，其中一个叫李斯。李斯是什么人？韩非的同学。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当学生的时候，李斯就觉得自己不如韩非（斯自以为不如非），此刻就更是感到威胁，于是下此毒手。这就是所谓“同学”。诸位注意，同学，有时候也靠不住呢！
如此说来，商鞅和韩非，岂非死于小人之手？
倘若只是这样一个结论，就用不着在这里说了。实际上，商鞅和韩非，既是死于敌人和对手，更是死于自己，死于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先说商鞅。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被公子虔诬告后，很清楚自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只好逃亡。他跑到秦国的边境，想住店，住不进去。旅店老板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商鞅规定，所有的客人住店，都要出示路条、护照、身份证。如果没有，就不能收留。如果违法收留，那客人碰巧又是罪犯或者嫌疑犯，那么，这犯人将来判什么罪、受什么罚，旅店老板也判什么罪、受什么罚，这就叫“连坐”（请参看王伯祥《史记选》）。旅店老板并不知道来人就是商鞅，商鞅自然也不敢出示什么证件，于是便长叹一声说：唉，真没想到，法治的弊病竟到了这个份上（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因此很为法家的反对派幸灾乐祸，看作以身试法、作法自毙的典型。甚至“作法自毙”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
其实这事也得一分为二，话说两头。首先，商鞅执法，确实公正严明，真正做到了只唯法，不看人。你想，他连太子的罪都敢治，以后谁还看人下菜碟子？当然，商鞅只是“将法太子”，并没有当真治太子的罪，也治不了。但能治太子的师傅，已不简单。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整治太子的师傅，其实就是治太子罪了。这样一来，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他那里就不是空话，而是动真格的。这就让人敬佩，值得肯定。毕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现代法治观念。这样一种东西，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是比较稀缺的，因此应该作为一笔宝贵的遗产予以抽象地继承。
商鞅治太子罪，也有原因、有道理、是时候。当时他在秦国变法，搞新政，很多人反对。新法实施一年内，秦国人民前往咸阳声诉新法不好的，数以千计。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太子触犯了新法（于是太子犯法）。这时如果姑息，新法就会威望尽失，改革也会一败涂地。在此关键时刻，商鞅顶住压力，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也应该肯定。
甚至就连商鞅的死，也无妨看作他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是被迫的、不人道的，在表述的时候要打引号，但商鞅毕竟以自己的死证明了一个道理：天无情而法无私。所谓“天无情”，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并不以某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所谓“法无私”，则是说，法律一旦成立，就对所有的人同等有效，而且必须同等有效，包括立法者本人。不能说某法系某人所立，便对他网开一面。法治是不能讲情面，也不能讲关系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有情有私的结果，必定是无法无天。商鞅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也证明了他立法的成功。因此他的死，不能看成“作法自毙”，而应看作“壮烈牺牲”。
问题是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执法固然要严明，立法也要合情理。比如要求旅店验看身份证，是对的，我们现在也这么做。但“连坐”，就太过分。事实上，商鞅的法，基本上是严刑峻法。比如商鞅规定，但凡不务农而经商，或者干农活不卖力的，老婆孩子都要被收为官奴（《史记·商君列传》）；治安的要求，则竟是“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刘向《新序》）。这就实在是太严峻！而且，谁都看得出，这些严刑峻法，主要是针对老百姓的。因为大夫并不存在干农活卖不卖力的问题，国君也绝不会“弃灰于道”，乱扔垃圾的。
商鞅的法有问题，他的执法也有问题。仍据刘向的《新序》，有一次商鞅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简直就是惨绝人寰！这就绝不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为了建立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不惜制造人间悲剧，杀一儆百。这也绝不是什么法治，而只能叫做军事管制和铁血统治。不错，商鞅执政时秦国的治安确实很好，《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商鞅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要知道，按照商鞅的规定，杀一个敌人，是能够晋爵一级的。显然，商鞅之法培养教育出来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守法公民”，仍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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