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严刑峻法，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然而商鞅却一意孤行，还不准议论。《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的新法实行十年之后，原先那些说新法不好的人，也有来说新法好的（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商鞅却不论好歹，一律称之为“乱民”，将其放逐到边邑。结果当然令商鞅满意。从此以后，谁也不敢议论法令了（其后民莫敢议令）。同样，商鞅逃亡的时候，也没人敢收留他了。难怪司马迁要说，商鞅的身败名裂，实在是不无原因。
不过司马迁也有局限性。在司马迁看来，商鞅之所以“卒受恶名于秦”，主要是他为人不好。怎么不好？天性残忍不仁，行事刻薄少恩。由这样一个人来执行严刑峻法，势必矫枉过正，弄得天怒人怨。事实上，早就有一个名叫赵良的人提醒过商鞅，劝他不要“蓄百姓之怨”，可惜商鞅不听。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终于被诬陷，被冤杀。
司马迁的说法自然也有道理，但我认为商鞅悲剧的主要原因，还不是他的“人”有问题，而是他的“法”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只有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条款。试想，商鞅的“法”如果是保护人民的，或者多少有点保护人民的意思，那么，他被捕以后，就应该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最起码，也能让他为自己辩护吧？然而没有。为什么没有？法无此条，法无此例，也没有这个立法精神嘛！这正是商鞅之“法”最大的问题，也是所有法家之“法”共同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肯定和祭奠商鞅这位改革先驱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现在再说韩非。
韩非的死其实不用多说，他死于同学李斯的阴谋诡计。对此，司马迁很是感慨。司马迁说，韩非怎么就“不能自脱”呢？他可是写过《说难》的呀！说，音税，游说的意思。说难，就是游说之难。韩非说，游说君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比方说，对方是个好名的，你跟他说利，他会认为你卑鄙。对方是个好利的，你跟他说名，他会认为你迂腐。如果对方又好名又好利，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呢？那就更麻烦了。你跟他说名吧，他会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却疏远你；你跟他说利吧，他会暗地里予以采纳，却公开抛弃你。反正不管你怎么说，都不落好。就算摸清了对方的心思，说起来也不容易。直截了当吧，他会认为你不过如此；详尽具体吧，又会认为你啰里巴嗦；言简意赅吧，会认为你吞吞吐吐；言无不尽吧，又会认为你过于放肆。你说难不难？这就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而已集·小杂感》）可见古今的世故，也都是相通的。
事实上韩非这个人是懂世故的，也是懂阴谋的。他的《说难》、《说林》，就讲了不少世故；《内储》、《外储》，也讲了不少阴谋。比如《韩非子·内储说下》讲，楚怀王原先有个宠妾叫郑袖，后来又得到了一个更漂亮的（据说是魏国送来的）。于是郑袖就去对那新来的美人说，我们大王，最喜欢看漂亮女人遮住嘴巴的样子了。那美人信以为真，每次见到怀王，都以袖掩口。怀王奇怪，问郑袖怎么回事。郑袖说，她嫌大王口臭。结果怀王一怒之下，便下令削掉了那美人的鼻子（这事有两个版本，此为其中之一）。
这样的故事，韩非的书中很是不少。其实韩非不但懂阴谋，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阴谋学家，以后我们还要再讲。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不能自保呢？他那么懂阴谋，怎么就没想到李斯是郑袖呢？可见阴谋学家和阴谋家，还是两回事。这下好了。那美人只不过丢了鼻子，韩非子可是掉了脑袋。所以说，韩非其实也是死于自己的学说，也是作法自毙。他教大家如何算计别人，结果自己却被别人算计。我想，韩非一定是死不瞑目。
商鞅死了，韩非也死了，存活下来的只有法家的思想。那是血染的思想。
这，也许就是法家与诸家的最大区别了：儒家也好，墨家也好，道家也好，他们的主张，都是“治病的药”。孔子的药方叫“仁爱”，墨子的药方叫“兼爱”，老子和庄子的药方叫“无为”，其实是不吃药，静养。法家的主张，却是“杀人的刀”。刀出鞘，要见血。不杀别人，就杀自己。所以谁爱用刀，谁最危险。这个道理，墨子早就说过。据《墨子·鲁问》，墨子曾经与齐太王谈话。齐太王就是田和，原来是齐国的国相，后来变成齐国的国君。墨子问田和：现在这里有一把刀，用它来试着砍人的头，一刀就砍断了，锋利吗？田和说，锋利。墨子又问：多次试着砍别人的头，都是一刀就断，锋利吗？田和说，锋利。墨子再问：刀是锋利了，谁会倒霉呢？田和说，试刀的人。于是墨子最后问：兼并别人的国家，消灭别人的军队，残害别人的百姓，谁会倒霉？田和低下头，又抬起头，想了又想说：我会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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