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讲这故事，目的当然是反战，也是为了宣传他兼爱的主张。但他讲的道理，却有普遍性，那就是轻易不要动刀，也不要铸刀、磨刀、舞刀。兵者凶器也，用之不祥。这个道理，商鞅他们不会不懂。试刀的人有危险，献刀的人也有危险，因为献刀的很可能就是试刀的，甚至是被试的人。这个道理，韩非他们也不会不懂。韩非可是不但写过《说难》，而且写过《孤愤》的。孤，就是孤独；愤，就是愤慨。为什么孤独愤慨呢？因为做事太难。韩非说，现在政界有两种人。一种是他们法家，韩非称之为“法术之士”，也叫“智术之士”、“能法之士”、“智法之士”。另一种是掌权的大臣，叫“当涂之人”，也叫“贵重之臣”、“奸邪之臣”，还叫“重人”。这两种人，势不两立。前者弱势，后者强势。“当涂之人”对付“法术之士”，有的是办法。既可以找个岔子公开处死（以公法而诛之），也可以找个刺客暗地谋杀（以私剑而穷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君主如果还不问青红皂白就拿起刀来（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我们法家又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建言献策，“蒙死亡而进其说”呢？
这话说得透彻，也很有预见性。韩非自己的遭遇，不就是“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吗？既然如此，法家为什么还要“献刀”？他们献给谁？怎么献？献出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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