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情况要特别一点，因为道家主张“无为”。无为，则“不谋”。说道家“为天下谋”，会有人来钻牛角尖。不过在我看来，道家的主张，亦无妨说是“不谋之谋”。他们的主张“无为”，终归还是为天下人好。无论是老子的“其政闷闷，其民淳淳”（《老子·第五十八章》），庄子的“上如标枝，民如野鹿”（《庄子·天地》），还是杨朱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说到底，还是为了让天下人活得幸福。只不过，在庄子和杨朱看来，所谓“天下人的幸福”，必须落实到每个人自己的身上。只有每个人都幸福，天下人也才幸福。无妨说，他们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为天下谋。
如果说墨家的着眼点是“天下人”，道家的着眼点是“每个人”，那么，儒家的着眼点就是“掌权人”。前面所过，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甚至是统治阶级的。孔子更关心的，是君主有没有饭吃，而不是人民有没有饭吃。在这一点上，孔孟之间甚至都有区别，即孔子尊君，孟子贵民。但孔子尊君不唯君。他只是“先关心君主有没有饭吃”，而非“不关心人民有没有饭吃”。因为如果普天之下的人民都没有饭吃，君主大约也不会有。这个道理，孔子不会不懂。据《论语·颜渊》，鲁哀公曾经问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如果遇到灾年怎么办。有若的回答是少抽点税。哀公说，多抽我都不够用，少抽怎么行？有若的回答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话我认为能代表孔子。其实孔子也是为天下谋，只不过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天下谋。因为天下既然是君主的，要为天下谋，就只能先为君主谋，或者通过“为君主谋”来实现“为天下谋”。从根本上说，他更关心的，还是天下是否“有道”。这就与墨家不乏相通之处了。实际上，作为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和荀子都已经在调整和转变立场，并且形成了一个“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传统。比如孟子的观点，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的观点，也是“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因此封土建国也好，列官定爵也好，都不是为了诸侯、大夫，而是为了人民（《荀子·大略》）。这就相当接近墨子的立场，而且比墨子说得还要明确，还要斩钉截铁。
墨子站在天下的立场为天下谋，杨朱站在个人的立场为天下谋，孔子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天下谋。立场虽不同，所谋则一致，均为天下。法家则不同。他们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君主谋。其中格调高一点的，兼谋天下；格调低一点的，专为君主。但即便“兼谋天下”，也多半是“为君主谋天下”，而非“为天下谋君主”。事实上，法家是“君权至上，君主唯一”的。他们的学说，也只对君主有利，只为君主服务。这便正是法家与儒家、墨家、道家的又一区别：三家都是“心系天下”，只有法家是“心系君主”。或者说，三家为天下谋，法家为君主谋，尽管君主们未必领情。
那么，法家何以如此？
这就要弄清楚法家是什么人的代表。前面说过，先秦诸子无论何家，都代表着士的不同派别和阶层。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所以，儒家思想，是“文士的哲学”；墨家思想，是“武士的哲学”；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那么，法家呢？法家代表什么人？谋士。谋士是干什么的？出谋划策的。替谁出谋划策？替雇佣或聘用他们的人。谁雇佣和聘用他们？君主。君主雇佣、聘用他们干什么？保卫自己，巩固政权。为什么要保卫自己，巩固政权？因为当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斗争相当激烈。各国的君主，内有权臣觊觎，外有强敌威胁，很不安全。至于那些强势的君主，则又想兼并他人，称霸天下。总之，无论是强势的君主，还是弱势的君主，是想苟且偷安，还是想发展进取，都需要谋士的帮助。谋士既然是给这些雇主帮忙的，是受雇或受聘于某一君主的，那他就不能再为别的君主或雇主谋划。这就好比一个律师，不能既代表原告，又代表被告。他也只能为当事人着想，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所以，法家只为君主谋，不为天下谋，也是有原因、有道理，甚至有道德的。什么道德？职业道德。这是第一点。
第二，谋士既然专门为君主或雇主出谋划策，而且是谁雇佣或聘用他们，他们就为谁出谋划策，则所谓“谋士”，就可以看作“职业策划人”。职业策划人有什么职业要求呢？很简单，就是要懂行。比如你是策划电视节目的，那你就得懂电视；你是策划图书出版的，那你就得懂出版。战国时代的谋士，既然是帮助君主策划如何对付政敌的，那他们就必须懂权谋，而且也只会讲权谋。也就是说，他们只有“杀人的刀”，没有“治病的药”。
第三，谋士的手上既然拿着“杀人的刀”，那他们就一定要献出去，而且只会献给君王。为什么呢？答案也很简单：宝刀赠烈士，货卖与识家。刀，如果不用，等于没有。用，就得献给有用的人，会用的人，能用的人。谁有用？谁会用？谁能用？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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