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法家明知“献刀”有极大的风险，还是执著地要献，而且必须献给君王？就因为法家的思想是“谋士的哲学”。现在的问题，则是法家如何实现自己的主张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法家又表现出与诸家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三家忠于理想，法家面对现实；三家复古守旧，法家与时俱进。
先说理想与现实。
众所周知，儒、墨、道三家的理想主义色彩是比较浓的。他们虽然也想推行自己的主张（道家中至少老子是想的），但在提出、陈述和宣讲这些主张的时候，却是只管自己说，不管别人怎么想。比如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对他说：老头！大老远地跑来，也能给寡人的国家一点什么好处吧（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马上硬邦邦地顶回去：王！何必开口闭口就是好处呢？讲讲仁义就是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当然很爽，也值得敬佩。思想家就得这样！一个思想家，如果见风使舵，首鼠两端，看人下菜碟子，还有什么思想，又能是什么思想家？更何况，儒、墨、道三家是当医生开药方的。医生看病，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开什么药方，就开什么药方，不能由着病人喜欢。你要实在不喜欢，硬不吃这药，医生也没办法。所以，站在三家的立场上，他们没什么不对。
问题是凡事都有两面性。你要坚持自己的思想，不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那就必须付出代价，即“道之不行”，自己的学说不能得到应用。这可是法家受不了的。法家为什么就受不了呢？因为法家是谋士，法家的思想是“谋士的哲学”。谋士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必须见用。不能用，就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么，一种学说，一种主张，怎样才能被采纳应用呢？两条。一是对口，二是管用。对口，就是要针对使用者，而且就针对使用者的需求。管用，则是要能够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一个针对，一个满足，这就是现实的考虑。
对于这些，法家想得很明白，也很透彻。他们非常清楚当时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也非常清楚自己的服务对象是谁。当时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社会需要拯救，国家需要治理。谁来拯救？谁来治理？在当时，只能是统治者。人民群众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除非你不考虑现实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或者虽然考虑却并不打算实行；否则，你就只能把统治者当作服务和游说的对象。你的话，也只能对他们讲。这一点，孔子、墨子、孟子等人倒也懂。他们不懂（或者懂了也不愿意做）的是：你的话要让他听得进去，你就得站在他的立场，替他着想，而且知道他想要什么。不想清楚这些，人家就不理你。
这也是有教训的。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入秦后，靠着秦孝公宠臣景监的推荐见到了孝公。他先是向孝公说帝道（尧舜禹那一套），孝公无动于衷；再说王道（夏商周那一套），孝公昏然欲睡；最后说霸道（齐桓公、晋文公那一套），孝公听得忘乎所以，不知不觉就移席凑前，一连几天都毫无倦意。显然，商鞅去见孝公，是准备了三套方案的，哪套管用就用哪套。这倒未必是投机取巧，很可能是投石问路，或者讨价还价。事后，推荐人景监曾经问商鞅：先生究竟说了什么，我们国君那么欣赏那么高兴？商鞅说，我本来也是主张“大同之世”（帝道）或者“小康社会”（王道）的，君上却说：那个理想太久远，寡人等不得（久远，吾不能待）。寡人怎么能等他数十上百年，才成就“帝王之道”？鄙人就只好给他说“霸道”。看来，商鞅也有理想，可惜孝公听不进去，只好打折扣。所以他也批评自己，说虽然能够帮助秦国强大，却也无法“比德于殷周”。这正是一种现实的态度。
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的态度，使法家对儒、墨、道三家的复古守旧不以为然。前面说过，三家都是对现实不满，也都是主张回到过去的。孔子比较实际，主张回到西周。实在不行，打个折扣，东周也对付。墨子又往后退，主张回到大禹之世。因为大禹比文王、周公古老。孟子为了压倒墨子，言必称尧舜。这又比夏禹古老。道家再退一步，连尧舜禹也否定，最好是太古。这就简直是一场“复古大奖赛”，一个比一个退得远。不过，退到伏羲和神农，差不多也就到头了。再退，就只能退到盘古，或者山顶洞人。
这就不能不让法家嗤之以鼻，甚至冷嘲热讽，视为“守株待兔”。韩非说，宋国有个农民，在田里种地。一只兔子稀里糊涂跑过来，一头撞到了田里的树桩上。从此，这个农民就不种地了，天天守在那树桩跟前等兔子。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全宋国的人都笑话他。韩非说，现在那些主张“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与宋国那个农民没什么两样，“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子·五蠹》）。为什么呢？因为时代是发展的，情况是变化的。过去发生的，现在不一定发生。过去管用的，现在不一定管用。你要认为守住“先王之道”这个树桩就能等到兔子，那你就等吧！只怕等到天荒地老，也等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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