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是客气的。按照《五蠹》篇后面的说法，爱，不但不管用，而且还害人。害谁？国家、君主。韩非说，楚国有个人，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被官员杀死，罪名是“不孝”。鲁国有个人，每次打仗都败下阵来，从来就不拼死作战。孔子问他为什么，他说家里还有老父亲，没人赡养，所以不敢死。结果孔子推荐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国那个人，是忠于国家的，却背叛了父亲。鲁国那个人，是孝顺父亲的，却背叛了国家。由此可见，国君的忠臣，一定是父亲的逆子（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亲的孝子，一定是国君的叛徒（父之孝子，君之背臣）。那么，国与家，谁更重要？国。君与父，谁更重要？君。仁义孝悌既然是只利于家，不利于国，只利于父，不利于君的，能要吗？不能！
好家伙！这可是抄了儒家的老窝。儒家的主张，尤其是孔子的主张，就是以孝为仁，以仁立德，以德治国，以家治天下。现在韩非却说，孝也好，仁也好，都是祸害国家的，这话可怎么说？儒法两家，又到底谁是谁非？
各有各的道理。先看孔子。孔子为什么主张仁孝呢？因为这是人的天性。人，都是亲爱自己亲人的。亲爱父母，就是孝。亲爱兄弟，就是悌。有此爱心，就是仁。有了仁，就有了道德。有了道德，国家就安定，天下就太平。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孔子的理想，天下应该是“家国一体”的。天子，是天下人的君主，也是天下人的父亲。国君也一样。他既是国民的君主，又是国民的父亲。君即父，父即君，叫“君父”。臣即子，子即臣，叫“臣子”。至于其他人，则无非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总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说到底都是一家子。所以，一个人，如果在家孝顺父母，在朝就会忠于君王；在家友爱兄弟，在朝就会团结同僚。家与国，父与君，孝与忠，矛盾吗？不矛盾。
那么，韩非为什么认为矛盾呢？因为情况变了。孔子的时代，已是礼坏乐崩；韩非的时代，更是天崩地裂。家国不再一体，公私也很分明。国与家，君与臣，父与子，人与人，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算盘。谁的力气大，拳头硬，谁就是赢家，没什么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可言。先前那个天下人的“父亲”──周天子，不是连孙子都不如了吗？而先前某些当孙子的，现在不是变成大爷了吗？这就是时代的变化。这个变化，用韩非的话说，就叫“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这样一种“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情况下，如果还想“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靠什么仁爱、兼爱来平定天下，那就等于是既无缰绳又无鞭子，却去驾驭烈马，哪里能够成功（《韩非子·五蠹》）？
因此，不要鼓吹“兼爱天下”，不要主张“以德治国”，也不要指望“贤人政治”。这些玩意，都靠不住。韩非说，请大家掰开手指头数一数，一国之内，真正道德高尚、聪明贤慧的人，可能凑够十个？凑不够吧！治理国家的官员需要多少呢？好几百吧！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必须是“贞信之士”，请问这个国可怎么治（《韩非子·五蠹》）？再说了，贤人就靠得住吗？也靠不住。不信请大家想想，为人子而篡夺其父之家，为人臣而篡夺其君之国的，有多少？不少吧！姜姓的齐国，不就被田氏篡夺了吗？子姓的宋国，不就被戴氏篡夺了吗？这些篡国夺权的人，田氏啦，戴氏啦（其实还应该包括瓜分晋国的人），难道都是笨蛋傻瓜，是“愚且不肖”的吗？所以说，“上（尚）贤则乱”而“任智则危”（《韩非子·忠孝》）。
道德靠不住，道德的楷模也靠不住。贤人靠不住，贤人的榜样也靠不住。比如唐尧、虞舜、商汤、周武，历来是被看作道德楷模、贤人榜样的。儒家崇尚，墨家也崇尚。然而在韩非看来，尧是糊涂虫，舜是伪君子，商汤和周武是乱臣。尧为什么是糊涂虫呢？因为舜明明是臣，尧却把他当作君（为人君而君其臣）。舜为什么是伪君子呢？因为尧明明是君，舜却把他当作臣（为人臣而臣其君）。商汤和周武为什么是乱臣呢？因为商汤灭了夏桀，周武灭了殷纣，这是“为人臣而弑其主”啊！尧不能“蓄舜”，还“自以为明”，这不是糊涂虫是什么？舜不能“戴尧”，还“自以为贤”，这不是伪君子是什么？商汤和周武“弑其君长”，还“自以为义”，这不是乱臣贼子是什么？所以，这四个人，就是后世之乱的总根源，是“弑君”和“曲父”的始作俑者。因此，他们留下的，不可能是什么“光荣传统”，而只能是“天下之乱术”（《韩非子·忠孝》）。
这可真是不折不扣的“非先圣”和“反传统”。唐尧、虞舜、商汤、周武，可从来就是被看作“伟大先驱”、“千古圣王”的，怎么说打倒就打倒了呢？更有意思的是，尧舜搞禅让，汤武闹革命，并不是一回事，怎么都一概否定了呢？禅让不好，革命也不对，那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君永远是君，臣永远是臣，大家都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最好。在韩非看来，所谓“太平盛世”，就是永远维护君主的绝对统治，既不巧取（宫廷政变），也不豪夺（武装夺权）。因此，既不能称颂尧舜的禅让，更不能宣扬汤武的革命。正确的做法是：臣下尽力守法，专心事主；君主清静无为，垂拱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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