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清静无为，垂拱而治，这不是道家的主张吗？韩非难道是赞成道家的？他为什么会赞成道家呢？
没错，表面上看，清静无为，垂拱而治，确实是道家的主张。甚至就连儒家，虽不赞成“清静无为”，却也主张“垂拱而治”。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韩非对儒、墨、道三家，并非只有批判，没有继承。他也是有继承的，只不过在继承的同时进行了改造。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变老庄”。因此，我们就要说清楚三个问题：一，韩非是不是主张“无为而治”？二，如果是，他为什么这样主张？三，韩非的这一主张与道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首先我们要肯定，韩非的思想，与道家尤其是老子的思想，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比如司马迁，就将韩非与老子合为一传，并且说韩非的思想“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泽厚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也将孙（孙子兵法）、老（老子）、韩（韩非子）合为一篇，并且说“由韩非承接《老子》，似乎顺理成章”（《孙老韩合说》）。实际上，老子对韩非的影响，不仅在思想方法，而且波及行文风格。比如前面引用过的“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韩非子·爱臣》），就很像《老子》的口吻。《主道》篇所谓“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就更是如出一辙，可谓神似了。老、韩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成问题。
其次，我们也要肯定，韩非确实是主张“无为而治”的。在《大体》篇，韩非说，君王的统治，应该像“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一样顺其自然，不要为智谋和私欲所累（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在《扬权》篇，韩非更是用《老子》式“哲理诗”的语言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导）阴见（现）阳。左右既立，开门而当。”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事情虽在臣民（事在四方），主权却在君主（要在中央）。牢牢把握主权（圣人执要），臣民自然归顺（四方来效）。君主清净无为（虚而待之），臣民就各尽其能（彼自以之）。君主越是消极，臣民就越是积极（四海既藏，道阴见阳）。这时，国家机器就会自行运转（左右既立），君主只要坐享其成（开门而当）就行了，用得着自己操劳吗？用不着吧！
看来，韩非的主张“无为而治”是肯定的了，问题是为什么？
也有许多原因。首先，在韩非看来，君主只有“无为”，才尊贵。还是在《扬权》篇（下引不注者均同），韩非阐明了一个观点：最高级、最尊贵、最重要的东西，一定是与众不同，也一定是不掺和的。道，因为不同于万物，所以能生万物。德，因为不同于阴阳，所以能成阴阳。衡（秤），因为不同于轻重，所以能知轻重。绳（尺），因为不同于长短，所以能正长短。和，因为不同于干湿，所以能均匀干湿。同样，君主因为不同于群臣，所以能驾驭群臣。由此可见，独尊者无为，无为者独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独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样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像秤和尺那样当裁判员，那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其次，在韩非看来，君主只有“无为”，才明智。道理很简单：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个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一个国家，要做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君主一个人做得完吗？做不完。既然做不完，那就不如一件也不做。君主不做，臣下自然会做；君主闲下来，臣下就忙起来。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那么，是君主一个人忙合算呢，还是大家去忙合算呢？不用说吧！
第三，在韩非看来，君主只有“无为”，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会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东西就越多。最后，君主的底牌，全被摸得一清二楚，一点神秘感都没有了。没有了神秘感，这君王还怎么当？相反，如果你永远都是一言不发，面无表情，高深莫测，不置可否，他们就只能老老实实地该干嘛干嘛，偷不了奸，也耍不了滑，更不敢觊觎你的政权。这就叫“权不欲见（现），素无为也”。
其实，在韩非看来，君主不但要“无为”，而且最好“无能”。也就是说，君主不需要管理和操作具体事务的能力。如果有，反倒是坏事。如果不但有，还要炫耀，还要表现出来，那就更糟糕了。因为“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君主有一技之长，臣下就会各以其所长来进行比较。那么多人来比，岂不就把君主比下去了？
这就与儒家的说法不同。儒家也是主张垂拱而治的，但儒家认为，执政者必须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和人格的魅力感召百姓，这样才能像北极星一样，“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韩非却认为，就连这样一种表率作用都不必要。因为君临天下，靠的不是道德，而是权力。有了最高权力，自然是“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同样，韩非的主张也与老庄有本质的区别：老子的“无为”是弱者的智慧，韩非的“无为”是强者的权谋。庄子讲“无为”，是为了个性的自由；韩非讲“无为”，是为了君主的统治。韩非说得很清楚，“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悚）惧乎下”（《韩非子·主道》）。也就是说，君主“无为”，只是为了让臣民不知底细，莫测高深，从而俯首帖耳，战战兢兢。这难道不是强者的权谋，难道不是“横行霸道”吗？
那么，君主无所作为，能治国吗？能。为什么能？因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最高统治权和决策权在君主手里。只要把握权柄，稍加操弄，自然“四方来效”。如果说需要做点什么的话，那也只是“使鸡司夜，令狸执鼠”，让官员们“皆用其能”而已（《韩非子·扬权》）。剩下的事情，都可以交出去。交给谁？交给“法”，也就是“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韩非子·大体》）。最高统治者，只要紧紧抓住手中的“刀子”就行了。我们知道，这“刀子”是法家献给他们的，比儒家和墨家的“药”管用得多。
现在的问题是：法家献的是什么“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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