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看起来十分有理，其实可以商量。没错，蚯蚓、蚂蚁是不可能腾云驾雾，但不等于无德无才的人做不了君主。要知道，当时的君主可是世袭的。世袭的君主当中，怎么就不可能没有蚯蚓、蚂蚁呢？怎么就一定德才兼备、至圣至明呢？这一点，韩非看得十分清楚。韩非说，尧、舜也好，桀、纣也好，都是百年不遇的，不能拿来做标准。我们法家的制度，却是给“中者”设计的。绝大多数世袭的君主，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尧、舜那么好，也没有桀、纣那么坏，也就平平常常一个普通人。这样的人，要治国平天下，靠什么？靠德才吗？他们没那么多，甚至根本就不够。那又怎么办？很清楚，只能靠权势。
法家的这个观点，相当深刻。他们看问题，也比儒墨两家透彻。透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现实。他们很清楚，儒墨两家鼓吹的“贤人政治”，根本就靠不住。世袭的君主，能保住中等水平就不错了。实际的情况，只怕是一代不如一代。当然，儒墨两家主张领导人德才兼备，愿望不能说不好。问题是这样一种理想，不要说君主的时代做不到，就连民主的时代也未必就能做到。不信请看那些民选的“总统”之类，也有缺德少才的吧？因此，国家的治理，不能指望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更不能吊死在这棵树上。制度的设计，也不能按照这个理想来。试想，如果我们认准了领导人必须是圣贤，上台的又偏巧是个混蛋或者庸才，请问该怎么办？其结果，多半是那家伙自我感觉良好，马屁精们则一口一个“主上圣明”。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法家按照普通人的标准来设计制度，是多么的科学、合理。
何况法家从来就没说过，有了权势就一定天下大治，但管用，则是肯定的。桀、纣以其权势而乱天下，不正好证明它管用吗？管用，就丢不得。当然，管用不等于就好。管用不管用是一回事，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实际上，要想天下大治，光有“势”不行，还得有“法”。所以韩非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势与法，缺一不可。不过这是后话。
现在再说“术”。前面说了，术，就是政治谋略，即“权术”。《韩非子》一书中，这方面的内容特别多，而且都是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案例。不过我们要讲清楚一点：不要一提起权谋，就认为是坏心眼。韩非讲的谋略，就并不都是害人的，也有防身的。比如在《内储说下》，韩非讲了一个晋文公时候的故事。这故事说，有一次，膳食官端上来的烤肉，有头发缠绕在上面。晋文公勃然大怒，把厨师叫来责问说：你想噎死寡人吗？厨师跪在地上，磕着头说，小人该死，小人有死罪三条。第一，小人的刀磨得飞快，却只切得开肉，切不断头发。第二，小人用铁钎穿肉，却只看见了肉，没看见头发。第三，小人把肉放在火上烤，却只烤熟了肉，没烧掉头发。小人真是罪该万死！晋文公一听，就知道有人陷害厨师。下令调查，结果真相大白。所以韩非说，一个案子发生以后，一定要考察一下与此案有关的人，看看他们的利害关系。如果是祸害国家的，就看对谁有利（国害则省其利者）。如果是祸害臣民的，就看与谁有仇（臣害则察其反者）。现在警察破案，大体上也是这个思路。
此案在韩非讲的故事中，结局要算是好的。原因是那厨师善于自辩，文公也算明察。否则，没准真弄出个“烤肉门”事件来。因此韩非认为，术，也是不可少的。但是，正如不能只有势，没有法；也不能没有法，只有术。事实上，作为“帝王之具”，即统治人民的工具和手段，势、术、法“不可一无”（《韩非子·定法》）。势是条件，术是手段，法是标准。为什么是标准呢？因为“一民之轨，莫如法”（《韩非子·有度》）。
那么，是什么“法”？
法家之所谓“法”，与我们今天说的“法”，差别很大。我们今天说的“法”，指“法律”。法家之“法”，则既包括“法”，也包括“令”，因此也叫“法令”或“宪令”。比如规章、制度、条例、刑律、政令、文件，总之，一切由明文来规定的东西，都叫“法”。这个“法”，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干什么的呢？《韩非子·定法》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著，就是制定；必，就是标杆；慎法，就是谨守法令；奸令，就是触犯禁令。这样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原来法家之所谓“法”，就是由官方制定的标杆。这个标杆，是用来决定赏罚的。奖赏谁？谨守法令的人。惩罚谁？触犯禁令的人。谁该守法？谁会犯法？人民。因此，这根标杆，虽然由官方制定，却必须牢牢立在百姓心中。立在那里干什么呢？让他们知道好歹，知道厉害。所以，“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韩非子·五蠹》），也就是立法必须周密，执法也要严峻。这就叫“刑罚必于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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