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子我们全清楚了。说了半天，还是奖惩赏罚那“二柄”啊！只不过，这奖惩赏罚不能由着性子来，得“依法”。所以，法，必须公开。用韩非的话说，就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韩非子·难三》）。编著之图籍，就是要明文规定，不能随口乱说。设之于官府，就是由官方制定，不能搞人民民主。布之于百姓，就是要让人民群众都知道，不能藏着掖着。这三条，就是法家之“法”的要求。
这就与“术”不同。术，是要“藏之于胸中”的。藏在心里干什么？“偶众端”而“潜御群臣”。偶，就是整合。众端，就是各种事务。潜御，就是暗中驾驭。也就是说，术的作用，就是整合千头万绪的事务，驾驭各怀鬼胎的群臣，当然必须藏得严严实实。所以韩非说，法，越公开越好，要让人民群众无论贵贱贤愚都知道；术，越秘密越灵，就连最亲近最宠信的人也不能得知。这就叫“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现）”（《韩非子·难三》）。
由此可见，术与法，无非是统治的两手。这两个手段，一个软，一个硬，一个暗，一个明。公开的硬控制是刑罚，暗地的软控制是权谋。权谋主要用来对付臣下，刑罚主要用来制服人民。君主无术，就受制于人；民众无法，就犯上作乱。这就叫“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韩非子·定法》）。不过，君主能够用术用法，还因为他有权有势。所以，势的作用也不可小看。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它们都是人君手中的指挥刀。
这就是法家的“两面三刀”。两面，就是“二柄”，即奖与惩、赏与罚。三刀，就是势、术、法，即仗势欺人、阴谋诡计、严刑峻法。韩非他们献出去的，就是这些东西。
那么，韩非为什么要主张“两面三刀”？因为在他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并不管用，甚至有害。《韩非子·内储说上》说，有一次，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问一个名叫卜皮的人：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呀？卜皮说：臣听说大王是一个慈惠的人。梁惠王听了十分高兴，洋洋得意地问：那寡人慈惠到了什么地步呢？卜皮说：到快亡国的地步了。梁惠王大吃一惊，说慈惠不是行善吗？怎么会亡国？卜皮说，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什么呢？必然是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的？显然，在韩非看来，梁惠王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用好奖惩赏罚那“二柄”。为什么用不好呢？仁嘛！韩非说，谁都知道，“严家无悍虏（奴）”而“慈母有败子”（《韩非子·显学》）。由此可见，齐家也好，治国也好，都只能靠严刑峻法，靠仁慈疼爱是搞不掂的。
仁不可靠，义也可疑。比如宋国的大夫子罕，就曾经用这玩意忽悠国君。子罕对宋桓侯说，咱们治国的手段，不就是威胁利诱吗？问题是大家都喜欢奖赏赐予，憎恶杀戮惩罚，这可怎么办呢？要不这么着，那讨好人的事，君上您去做；得罪人的事，臣下我去做。这在我们看来，就是“义”了。宋桓侯也觉得子罕这人够意思，就欣然同意。结果怎么样呢？“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害怕惩罚的人都归顺了子罕，子罕只用一年工夫就把宋桓侯干掉了（《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宋侯为什么会被颠覆？就因为他与臣下共掌权威，分享二柄。为什么分享？为什么共掌？义嘛！所以，谁要当真相信什么“哥们义气”，宋桓侯就是榜样。
仁也不行，义也不行，什么行？阴谋诡计行，严刑峻法行。为什么这两个行？因为君臣关系绝不是儒家说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比如前面说的那个例子，表面上看，那子罕好像很仗义，很谦让，把得罪人的事揽在自己身上。其实他早就算清楚了，威胁比利诱管用得多。所以韩非说，有利于国家却危害自己的事，臣子不会做；有利于臣子却危害国家的事，君主也不会做。君臣交往，是要算计，要考虑利害的。这就叫“君臣之交，计也”（《韩非子·饰邪》）。
君臣如此，其他人也一样。韩非说，长工给地主种地，地主又是送饭又是给钱，是因为爱长工吗？不是，是希望长工能够多卖力气，精耕细作。长工全力以赴，精心耕耘，挥汗如雨，是因为爱地主吗？也不是，是为了多吃好饭，多拿工钱（《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白了，还是利害和算计。所以，开马车铺的都希望人富贵，开棺材铺的都希望人早死。难道是因为前者仁慈后者残忍吗？不是的。没人富贵，马车就卖不出去；没人死亡，棺材就卖不出去。马车铺老板也好，棺材铺老板也好，都不过是为自己打算，没什么道德不道德，仁义不仁义的问题（《韩非子·备内》）。
算计的结果，必然是防范，是不信任。在《内储说下》，韩非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做祷告。老婆说，但愿我们平安无事，有一百束布（当是布币）。老公说，怎么才要这么一点？老婆说，够了！要多了，你就会去包二奶（子将以买妾）。韩非还说，寻常人家，生了男孩就庆贺，生了女孩就弄死，因为男孩是劳动力，女孩是赔钱货。可见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何况那些没有骨肉之恩的呢（《韩非子·六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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