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师教出两个赫赫有名的法家学生，这事真值得琢磨。于是我们就很想知道，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巨子，荀子与孔子、孟子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区别，也许就在人性问题。
我们知道，孔子教书育人做学问，是有所言有所不言的。比方说，不谈死亡，不谈鬼神，不谈天道，不谈人性。这一点，他的学生子贡说得很清楚。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这里说的“文章”，就是诗书礼乐和历史文献。这里说的“性与天道”，则是人的天性和自然规律。诗书礼乐和历史文献，孔子说得比较多，学生们也听得到。人的天性和自然规律，孔子就不怎么说了。为什么不说呢？不清楚，反正是不说。
孔子不说，不等于孟子和荀子也不说。许多人认为，孟子和荀子都是谈人性的，只不过观点不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这叫“性善论”。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这叫“性恶论”。不少哲学书，都这么讲。其实这种说法可以商量。我的看法是：第一，孟子并不喜欢谈人性，但又不能不谈。第二，孟子也不主张“人性本善”，只主张“人性向善”。为什么不能不谈呢？因为别人要谈，还要拿这个来挑战仁义。所谓“性善论”，就是孟子应战的结果。
挑战孟子的这个人叫告子。告子是什么人？不太清楚。但他在《墨子》一书中出现过，因此其年龄应该比墨子小，比孟子大。告子是主张谈人性的，而且主张谈人的天性，也就是人的自然属性。据《孟子·告子上》（下引不注者均同），告子说，天生的就叫做“性”（生之谓性）。孟子反问：天生的就叫“性”，好比白就叫白，是吗（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告子说，正是。孟子又问：白羽的白就是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是白玉的白吗？告子又说，正是。孟子再问：那么，狗性就是牛性，牛性就是人性吗？
孟子说完这话，告子怎么回答？不知道。但孟子的意思却很清楚。第一，不要抽象地谈人性。抽象地谈，羽毛与雪、雪与玉，没有区别，都是白的。可是，羽之白，与雪之白、玉之白，当真一样吗？实际上差别是很大的。羽毛与雪、雪与玉的本质区别，就更大。你单单拎出一个相同的“白”来讲，有什么意思呢？难道因为它们都是白的，羽毛的本性就与雪和玉一样了吗？第二，也不要谈什么“人的天性”。论天性，人与动物没什么区别。告子说得很清楚：“食、色，性也。”可见所谓“天性”，就是吃东西和生孩子。这个动物也会，也想，也能做。如果把这看作“人性”，岂非“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所以，要么别谈人性。如果一定要谈，就得谈人的社会属性，不能只谈自然属性，更不能把人性等同于人的自然性。
事实上人性问题也不可回避。没有人性做基础，孔子的仁，孟子的义，便都讲不通。这一点，孟子其实心里有数，这才不厌其烦地与告子辩论。告子说，人性就像杞柳，仁义就像桮棬。以人性为仁义，就像以杞柳为桮棬。杞音起，即杞柳。杞柳是一种杨柳科丛生灌木，也叫“红皮柳”，枝条可以编筐。桮音杯，意思也是杯。棬音圈，意思是盂。杞柳编筐没有问题，做杯子就讲不通，因此有人认为桮棬可能就是杯圈。这个且不去管他，姑且理解为器物、器皿吧！反正告子的意思，是说让人性服从仁义，就像把杞柳变成器物，乃是一种扭曲。这种观点，与庄子很相似。庄子不是说过吗？违背人性推行仁义，就像把野鸭的腿拉长，把仙鹤的腿截短，是扭曲嘛（请参看本书第三章第四节）！
对此，孟子的回答是：扭曲不扭曲，要看怎么做。顺着杞柳的本性做，就不扭曲。反着来，就扭曲。行仁义，也一样。如果人性当中原本就有善，就有仁义的基础，就有向善的可能性，那就没有问题，而且应该。问题是：我们有吗？
孟子认为有，告子认为没有。告子说，人性原本就没有什么善不善的（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人性就像水（性犹湍水也），东边开了口子，它就往东流（决诸东方则东流）；西边开了口子，它就往西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哪有什么善恶之分？孟子说，不错，水流确实无所谓东西（水信无分于东西），但难道也不分上下（无分于上下乎）？要分的吧！水尚且要分上下，人难道就不分善恶？也要分吧！怎么分？水性向下，人性向善。这就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有往高处流的吗？没有。那么，人也就没有不向善的。这就叫“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人性既然是向善的，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呢？孟子的回答是：环境和条件使然。孟子说，丰年多懒惰，灾年多强暴，难道是人们天性懒惰、天性强暴吗？不是。是什么？环境和条件“陷溺其心”。这就好比水，原本是往低处流的。如果你把它堵起来，也会上山（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但是，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是岂水之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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