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荀子这样强调“性伪之分”，究竟有什么意义？
意义就在为礼乐制度寻找人性依据。在《性恶》篇，荀子说，人之所以要有善（人之欲为善者），就因为他的自然属性是恶（为性恶也），要不得的。怎么就要不得呢？因为如果保留它，人就变成动物了。变成动物又怎么样？无法生存。为什么无法生存？因为人的生存能力远远低于动物。在《王制》篇，荀子说，人，论力气不如牛（力不若牛），论速度不如马（走不若马），可以说处处不如动物。然而怎么样呢？牛马却为人所用。为什么？就因为人能够组成社会，牛马不能（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由此可见，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靠的不是天赋能力，而是社会力量。结论不言而喻：社会如果解体，人就牛马不如。
那么，人为什么能组成社会？荀子说，因为有秩序。秩序为什么起作用？因为有道德。秩序就是“分”，道德就是“义”，体现道德、保证秩序的就是“礼”，使礼义深入人心的就是“乐”。它们也都是“伪”。伪，不是“虚伪”，而是“人为”，也就是“改造”。没有这个改造，人就不能从动物变成人，不能把动物性变成人性，这就叫“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性不能自美，又怎么样？人就变成动物，甚至连动物都不如，没法生存了。礼乐制度，能不重要吗？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荀子比孔子和孟子高明、深刻的地方。孔子以人性中的善（仁爱）为理论基础，却又拒绝公开讨论人性。结果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差一点被诸家批倒。孟子单方面谈人性，既反对告子的“生之谓性”，又主张仁义礼智是“我固有之”。结果在他那里，“善的可能”就成了一种来历不明的东西，无法自圆其说。荀子却把这个来历说清楚了：善，是“恶的改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为什么要改造？因为人有动物性，这就是性，也就是恶。为什么能改造？因为人有社会性，这就是伪，也就是善。靠什么来改造？礼乐。改造的结果是什么？普通人也能变成圣人，叫“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与孟子的理想“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差不多。
这就是殊途同归了。殊途同归也不奇怪，他们都是儒家么！而且，孟子也好，荀子也好，都是在为儒家的主张寻找人性的依据，只不过孟子为仁义找依据，荀子为礼乐找依据。问题是这与韩非有什么关系呢？就算韩非全盘接受了荀子的观点，那他也儒家呀！儒家大师的学生，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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