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四章，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三大战役”：儒墨之争、儒道之争、儒法之争。这样一种介绍，无疑蜻蜓点水，走马观花，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甚至以偏代全。但即便如此，也足以让我们顿生敬意，平添仰慕，颇多追思，正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同时，我相信大家也都想问：我们民族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集中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的思想又为什么会有那么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和永恒的魅力？
这确实值得深思。
不过，要回答前面那“三个为什么”，还得先弄清一个问题：两千多年前，为什么会出现诸子百家的竞相争鸣，爆发一场历时三百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
恐怕还得从孔子说起，因为孔子是“肇事者”。孔子开了一个先例，就是以民间思想家的身份，对天下大事发表意见。此例一开，不可收拾，大家都跟着说起来。墨子说，孟子说，杨朱、庄子、荀子、韩非，都说。老子虽然好像面对着空气，也是说。这就是“争鸣”，即“争着说”，而且多半都会提到孔子。所以，秋后算账，得先拿孔子说事。
何况孔子也是最重要的。正如韦政通先生所言，孔子在先秦时期，便已“居于思想史的中心地位，并成为文化思想的代表”（《中国思想史》）。这是事实，跟我们喜欢不喜欢没关系。实际上，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孔子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思想家。比如普利策奖和自由勋章获得者、美国作家杜兰特，在撰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一书时，尽管明知“可能会引来一些质疑或争论”，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孔子列为“人类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余的九位伟大思想家，则依次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哥白尼、培根、牛顿、伏尔泰、康德、达尔文。
然而孔子的问题也不少。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孔子生前并不得志。他东奔西走，四处碰壁；栖栖皇皇，一无所获；哀哀如失群之雁，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就让人起疑：孔子和他的思想，真有那么伟大吗？如果真有那么伟大，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
这个问题，孔子自己也都想到了。他甚至和学生们进行过讨论。什么时候讨论的？困于陈、蔡之间时（此事我们前面已两次提到，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一节）。据《史记·孔子世家》，当时孔子一行饿得七荤八素，整个队伍人心浮动，连最可靠的学生都忍不住（子路愠见，子贡色作）。孔子自己，也知道学生们有意见、有看法、有怨言（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就分别找他们谈话。当然，孔子没找所有的学生，他找的是“学生干部”，也就是子路、子贡、颜回。谈话的核心内容，就是自己的主张究竟对不对，为什么会走投无路。学生发表了看法，孔子也发表了意见。所以，这三次谈话，很值得玩味。
第一个谈话的是子路。谈话前，照例诵诗。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翻译过来就是：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旷野之上，匆匆赶路。这意思也很清楚：我们既不是犀牛，又不是老虎，怎么跑到这旷野之上，被人围困在这里了？因此孔子接着说：是我们的主张和主义不对吗（吾道非邪）？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吾何为于此）？
先生提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学生当然要回答。于是子路用猜测的口气说：是不是我们还不够仁（意者吾未仁邪），人家并不信任（人之不我信也）？是不是我们还不够智（意者吾未知邪），人家不肯实行（人之不我行也）？孔子说：有这种说法吗（有是乎）？阿由呀，如果一定要别人信任才算仁，那饿死的伯夷、叔齐算什么（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如果一定要别人实行才算智，那被害的王子比干算什么（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显然，孔子并不同意子路的说法，也不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这里。
子路出去后，子贡进来了。孔子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旷野之上，匆匆赶路。是我们的主张和主义不对吗？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子贡说，哪里是先生的主张和主义不对！是先生的主张和主义太伟大了（夫子之道至大也），所以天底下没有地方能够容得下先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接着，子贡用试探的口气说：“夫子盖少贬焉？”盖，通盍，读如何，“何不”的意思。所以子贡这话的意思是：先生为什么不降低点身份降点格，不要那么伟大？言外之意也很清楚：那样一来，岂不就有容身之地了？这话孔子也不能同意。孔子说，阿赐呀，一个好农民，能够精耕细作，却未必善于收获（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一个好工匠，能够巧夺天工，却未必尽如人意（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一个君子，能够掌握真理，却未必见容于世（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现在，你不考虑如何掌握真理，只想着怎样才能被别人了解，被别人聘用（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呀，你志向不远大嘛（而〔尔〕志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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