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出去后，颜回进来了。孔子说，不是犀牛，不是老虎，旷野之上，匆匆赶路。是我们的主张和主义不对吗？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颜回说，哪里是先生的主张和主义不对！是先生的主张和主义太伟大了（夫子之道至大），所以天下不能容（故天下莫能容）。尽管如此，先生还是努力去推行（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能见容于世算什么（不容何病）？不能见容于世，才显出君子是君子（不容然后见君子）。实际上，不能掌握真理，是我们这些士人的耻辱（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我们掌握了真理，他们不能用，是他们那些当权派的耻辱（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能见容于世算什么？越是不能见容于世，越是证明君子是君子！这下子孔子高兴了。他兴高采烈地说，你们颜家子弟这么有出息吗（有是哉颜氏之子）？你要是钱多，我给你做管家（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这真是妙不可言！颜回和子贡，一个比一个会说话，一个比一个说得好听，却一个比一个不着调，一个比一个不靠谱。比较靠谱的是子路。他的思考是认真的，也是对路的。怎么个对路？怎么个靠谱？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这是战士的思路。一个好的战士，如果打不赢别人，绝不会怪别人太厉害，只会怪自己不争气。他要做的事情，也只有两件，一是练好自己的武艺，二是磨快自己的刀子。子路的思路，就是这样（意者吾未仁邪，意者吾未知邪）。所以，尽管子路并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下面再说），想法却对路，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可惜，子路的话，孔子听不进去（幸好还没骂他）。看来，从孔子开始，中国人就不善于也不愿意反省自己。
子路是战士，子贡是商人。商人务实。他们做事情，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成交。为了成交，可以让步，这就是讲价。但为了讲出好价钱，又要先抬价。子贡的做法就是这样。他先是帮孔子出价，而且价码极高（夫子之道至大也），然后又建议孔子压价（夫子盖少贬焉）。这是自己和自己讨价还价，目的是成交，即见容于世，被人聘用。可惜子贡的思路和孔子的想法并不完全相同。没错，孔子是想从政，是想做官。所以，当子贡问他“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时，他便飞快地一口气说了两个“沽之哉”（《论语·子罕》）。不过孔子有原则，那就是“人可以受委屈，道不能讲价钱”。比方说，做不了大官，做小官也对付，但必须行道。道，是不能打折扣的。子贡先是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接着又说“夫子盖少贬焉”，孔子就怀疑他动机不纯，为成交而成交了。因此孔子教训他，想问题，不能首先想成功不成功，而要想应该不应该。如果“不修尔道而求为容”，格调是不会高的。
子贡挨这一顿抢白，有点冤枉。因为子贡实在是好心好意，真诚地想帮助老师走出困境。子贡也很聪明，他比子路会说话多了。子路直通通，傻乎乎，上来就在自己这边找问题，孔子怎么会爱听？没挨骂已是万幸。子贡就聪明得多。他先是给孔子吃了一颗定心丸：先生的主张和主义，绝对没有问题。不但没有问题，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哄得老师高兴了，才端出自己的方案。在子贡看来，像他这样先讲大道理，后打小算盘；既务虚，又务实；既有充分肯定，又有整改措施，实在应该是万全之策了。谁知道却碰了一鼻子灰！这就远不如颜回，什么狗屁办法都没有，全是空话，却中了个头彩。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子贡的聪明是小聪明，颜回的聪明才是大聪明。前面说了，子路像战士，所以直言不讳；子贡像商人，所以曲线救国。那么，颜回像什么？像官员，而且是那种特别会和领导打交道的官员。事实上，只有颜回，才真正领会了领导的意图。我们不妨想一想，孔子为什么要提出“吾道非邪”和“吾何为于此”这两个问题。是他当真认为自己的主张和主义有问题吗？当然不是。这一点，打死他也不会承认。问题是，这么好的主张和主义，却居然没有一个人采纳和奉行；自己和自己的学生，反倒被困在陈、蔡之间这么个鬼地方。这可不是一句“君子固穷”，就可以解释，可以交代，可以打发的。这个时候，孔子必须拿出一个说法来，才能带领大家继续前进，不至于作鸟兽散。而且，这个说法还最好是由学生们自己提出来。学生自己说服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鼓励自己，岂不比先生来说教好得多？这就是孔子要找三个学生干部谈话的原因。
谈话的先后也有讲究。司马迁讲得很清楚，“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可见谈话的次序，是孔子自己安排的。为什么先和子路谈？因为子路年纪最大，辈分最高，在同学们当中有威望，说话又冲。搞掂了子路，也就一了百了。万一搞不掂，还可以再找子贡和颜回。事实证明，子路并不能真正领会领导意图，他的回答让孔子很不满意。好在孔子原本就没怎么指望他，教训两句，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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