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陈子亢这个人，大家应该能够想起来，他就是《论语》中曾经向子贡和孔鲤提问的陈亢（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称之为“编外粉丝”的那个。现在看来，陈亢虽然是“编外粉丝”，却也得孔子真传。因为孔子也是反对人殉的，而且连用俑都反对。俑，音勇，也就是殉葬用的土偶和木偶，比如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对于这类东西，孔子深恶痛绝。据《礼记·檀弓下》，孔子曾明确表示“为俑者不仁”；而据《孟子·梁惠王上》，孔子的话说得更难听，道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第一个发明俑的人，大概会断子绝孙吧！我们知道，发明土偶和木偶，原本是为了代替人。与用人殉葬相比，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孔子为什么还要诅咒？杨伯峻先生认为，是孔子不知道这个过程，以为用俑在前，用人在后。有了俑殉，就会有人殉。我倒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孔子是从根本上反对人殉。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用真人、活人固然不行，用假人，用俑，也不行。因为俑是人的替身，也是人的象征。用俑殉葬，就是承认用人殉葬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何况当时的俑，都做得活灵活现，某些木俑还能“踊动”，这才叫做“俑”。所以孟子认为，孔子反对用俑，就因为它们太像人了（为其象人而用之也）。《礼记·檀弓下》也说，用这样酷似真人的俑殉葬，与用人简直没有区别（不殆于用人乎哉）！故此例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此例一开，人殉就有复辟的可能，因此连这个口子也必须堵住。显然，这是一种原始的、素朴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核心，就是要把人当人，不能把人当牲口。子鱼的态度，子亢的想法，孔子的观点，都如此。
问题是，仅仅“把人当人”远远不够。为什么不够？因为天命不可废，鬼神不可无。天命为什么不可废？废了天命，周的政权就没有了依据。鬼神为什么不可无？没了鬼神，周的统治就没有了手段。灭商之后，武王也好，周公也好，都一再对别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取代殷商？我们为什么能取代殷商？就因为有皇天上帝的授权。这就叫“天命”。天命，原来是给夏的。但是，后来上天改主意了，授权给商，让他们灭夏，这就叫“革命”，即“殷革夏命”。这回也一样，是我们接受上天的授权，革殷商的命，即“周革殷命”。这就是西周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天命还得讲，鬼神还得要，祭祀和丧葬还得搞，又不能再像殷商那样不把人当人，那又该怎么办？
也只有一个办法：把神当人。
这个想法，恐怕也来源于周公。周公这个人，曾经先后生活于文王、武王和成王三个时代，亲身经历了周民族的兴起（文王时代）、胜利（武王时代）和建设（成王时代），感触非常之多，体会也非常之多。这些感触和体会，有的记录在《尚书》，有的记录在《诗经》。比如《诗·大雅》中的《文王》，据说就是周公的作品。在这首诗里，周公提到了一件事，就是“周革殷命”以后，殷商的那些贵族，都穿着漂漂亮亮的礼服，毕恭毕敬排着队，在周人的祭祀仪式上行礼。于是周公说，天命真是伟大呀！殷商的子孙不也上亿吗？还不是统统变成了周的臣属，参加我们的祭祀？此时此刻，他们心中想念的，究竟是谁的祖宗呢？
我猜，周公是亲历过此事的。而且，这凄楚哀婉的一幕，看得他瞠目结舌、胆战心惊！谁能保证我们周人，就不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因此，他在赞美天命伟大的同时，也痛感“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看来，天，并不总是只保佑某一个民族、某一个政权。瞬息之间，可能就转移了。所以，周公对召公奭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尚书·君奭》）也就是说，天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能做的，就是谦虚谨慎，兢兢业业，把文王和武王的美德继承下去。否则的话，那老天爷可是翻脸不认人！
周公的这些话，代表着周人在胜利之后的反思。其中表现出来的理智和冷静，令人惊叹！他们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反倒惊竦恐惧于“天不可信”和“天命靡常”。天命无常，靠得住的就只有德；天不可信，信得过的就只有人。当然，天命还在，天意还有，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说到底，还是看人的表现。
因此，周公和他的同事，还有他的追随者，包括许多代以后的追随者们，便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策，或者说采取了一种高明的策略：神还要敬，命还要讲，皇天上帝也还要拜，但对于天、神、命，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必须重新解释，重新定位。怎么解释？怎么定位？三点。一，人与天的关系，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就是说，皇天上帝并不一定认准了只保佑某个民族、某个政权。谁有德，就保佑谁。二，人与神的关系，是“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就是说，鬼神明察秋毫，人做好事他们就赐福，人做坏事他们就降灾。三，人与命的关系，是“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就是说，命运本身无所谓好坏，全看人们自己的选择。你选择好，就是福；你选择坏，就是祸。是福是祸，自己看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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