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墨子自己也知道说不过去，便又补充说，天子其实也不是神。他能够无所不知，是因为“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也就是有人通风报信。这当然也讲得通。但我们还是要问：是谁通风报信，是谁告诉他的？人民群众吗？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前面说的这些事，可是“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的。群众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去说？这就只有一种可能：天子安排了特务。请大家想想，这岂不可怕？实际上，这还不算可怕。如果是人民群众去告诉天子，就更恐怖。怎么恐怖？普天之下都是特务。一个普天之下都是特务，或者处处都安排了特务的社会，是美好社会吗？是和谐社会吗？当然不是。由此可见，任何在人间建设天堂的主张，一旦实施，建设出来的都势必是“人间地狱”。
事实上，先秦墨家已经表现出他们的恐怖了。我们知道，所谓“墨家”，不但是一个学派，更是一个团体，而且是一种准军事组织。从墨子开始，这个团体就有一个最高领袖，叫“巨子”。巨子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导师，又是首领，对自己的弟子有生杀予夺之权，可谓说一不二，令行禁止。据《淮南子·泰族训》，墨子当巨子的时候，手下有一百八十人。这些人，都忠心耿耿，训练有素。只要墨子一声令下，跳进火海里，走到刀山上，都不怕，叫“赴火蹈刀”。让他们去送死，脚后跟都不会转一下，迎着死亡就上去了，叫“死不旋踵”。照这架势，如果墨子让他们做“人体炸弹”，估计也干。看来，墨家这个团体，多少具有黑社会性质。幸亏墨子本人心地善良道德高尚，又坚守“只防御不进攻”的底线，绝不滥杀无辜。要不然，只怕真会变成恐怖组织。
但这只是侥幸，不是必然。因为墨家在本质上是反法治的。他们的组织内部，也可以动用私刑。《吕氏春秋·去私》说，墨家后任巨子之一腹（音吞）的儿子杀了人，依法当死。秦惠王（也就是车裂商鞅的那位）得知，就对腹说，先生年纪大了，又只有一个儿子，寡人已经交代法官不要杀他。腹却说，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大王可以不杀，腹却不能。结果，腹还是按照他们的组织原则处死了自己的儿子。这就太恐怖了。如果任何一个民间团体，都可以动用私刑，岂有法治可言？虽然腹的理由是要行义（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但这样动用私刑的权力，谁能保证不被滥用？墨家巨子的权力如此之大，究竟有谁能够监督？如果不被监督，这样的绝对权力难道不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墨子本人，是不可怕的。他的主张，却是可怕的。
这就是墨子的是非得失。显然，如果把墨子的主张看作“社会主义”，那么，他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专制的社会主义。众所周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空想和专制的也不是。因此，墨子的主张，不是社会主义。
那么，杨朱又如何？
如果说墨子关注的是社会，那么，杨朱关注的就是个人。因此，杨朱往往被看作“个人主义者”，并备受批判和攻击。其实，杨朱的思想，是被曲解、被妖魔化了的。没错，杨朱是“个人主义”，但不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损人利己”。因为杨朱虽然“毫不利人”，却也“毫不损人”。不但不“损人”，就连“损物”，都反对。杨朱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列子·杨朱》，下引皆同）翻译过来就是：智慧之所以可贵，就因为保护自己。武力之所以可鄙，就因为侵犯别人，包括侵犯小动物和自然界（物）。这意思再清楚不过：杨朱反对一切侵犯和占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不但动物和自然不是（物非我有也），就连身体也原本不是（身非我有也）。只不过，既然已经有了生命，就只能保全它（既生，不得不全之），也只能利用动物和自然（既有，不得而去之）。但是，你不能认为这就是你该得的，不能蛮不讲理地占有它。如果蛮横地占有，那就叫“霸占”。用杨朱的话说，就叫“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横，就是蛮横；私，就是占有。为什么不能蛮横地私自占有？因为“身”也好，“物”也好，都是属于天下的。因此，应该“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把原本属于天下的变成全世界的共同所有。
哈！原来杨朱不但不“自私自利”，还和墨子一样，也主张“天下为公”。而且，杨朱的“天下”范围更大，不仅包括全人类，还包括自然界。这就比墨子还要彻底。他的“一毛不拔”，也不是只管自己，不管别人，而是其他人、小动物和自然界，统统一样。应该说，既要“天下为公”，又要“一毛不拔”，才是对杨朱思想完整而全面的表述。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嗤之以鼻。瞎白话吧你！既“天下为公”，又“一毛不拔”，怎么可能？是不大可能，是很难做到。杨朱思想最终难以被人接受，原因之一就在这里。然而杨朱的深刻之处，却也在这里。这就是：实现“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不能以牺牲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为代价。因为“天下人的幸福”，是由每个人的幸福构成的，是天下所有人幸福的总和。如果每个人都不幸福，却说天下人是幸福的，这种幸福，靠得住吗？如果说为了天下人的幸福，必须每个人都不幸福，那样的“幸福”，又要他干什么？当然，作为个人，你可以像墨子那样，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牺牲自己。如果你真诚地这么做了，我将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但是，如果你因此而要求别人，要求所有人都这么做，那就只能说声“对不起”。对不起，你不能这么要求，你也没有权利这么要求。或者说，你可以提倡，不能强迫。因为一旦强迫，就违背了追求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初衷。
这就是我从杨朱那看似荒谬的主张中读出的深层含义。也许，这并不是杨朱的本意，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毕竟，杨朱留下的资料太少了。但他提出的问题，却至少是值得深思的。我甚至想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描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个人的权利与尊严，也是被当作前提条件来看待的。站在这样一个思想高度，我们对杨朱的观点，难道不该有更深刻的认识吗？杨朱的思想，难道不该也作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的遗产，予以抽象地继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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