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果说庄子表现出难得的宽容，那么，法家便表现出罕见的苛刻，甚至残忍。从商鞅到后来的酷吏，差不多都是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他们甚至是相互之间都不同情，都不怜悯的。比如李斯之陷害韩非，比如来俊臣之整治周兴，都如此。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有一天，来俊臣请周兴吃饭。酒过三巡，来俊臣问周兴：犯人不肯招，有什么办法吗？周兴说，好办得很！取大瓮一只，周围架上火，烧热了让他进去，没有不招的。来俊臣便当场如法炮制，然后对周兴说：有人告你谋反，请君入瓮吧！
我们知道，周兴和来俊臣，都是武则天手下的酷吏，说起来算是同伙。然而来俊臣整起周兴来，却一点都不手软。这种毫不留情、翻脸不认人的作风，从哪里来的？从商鞅那里继承的。众所周知，商鞅原本是卫国人，叫“卫鞅”。后来又在魏国的国相手下做事，算是魏国之臣。因为魏惠王（也就是梁惠王）不用他，才跑到了秦国，为秦孝公做事。这倒也没什么。当时的士人，都是朝秦暮楚，不算“叛国”。商鞅成为秦国之臣后，就怂恿秦孝公攻打魏国。这也没什么。既为秦国之臣，当然要替秦国着想，所以也不算“卖国”。问题是商鞅这一仗打得不地道。据《史记·商君列传》，当时魏军的统帅是公子卬（音昂）。商鞅就写信给公子卬说，想当年，咱俩在魏国可是好朋友。现如今，却“俱为两国将”。这就太可悲了。鞅实在不忍心动手（不忍相攻），倒是想请公子吃顿饭，我们两家讲和算了。公子卬觉得有道理，就毫无戒备地前来赴宴。结果怎么样呢？商鞅在酒宴上把公子卬绑架了，然后下令进攻，大败魏军。这是什么？这是欺诈！司马迁就秉笔直书云“欺魏将卬”。司马迁还说，这事和商鞅的许多作为，都证明此人是很苛刻、很残忍的（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
这就有了问题：法家，为什么苛刻，甚至残忍呢？
三个原因：时代使然，渊源使然，使命使然。我们知道，法家思想的成熟，主要在战国。战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残忍的时代。我们平时总是说，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实际上春秋和战国大不一样。春秋时期当然也有战争，但规模不大，常常是一天就结束。交战双方，也都很讲究军事礼仪，注重君子风度。比如有一句成语，叫“五十步笑一百步”，出自《孟子·梁惠王上》，原文是“五十步笑百步”。其实，这事在春秋并不可笑。因为春秋时期的战争有个规矩，就是敌人败退，胜利的一方只能追五十步，不能多追，叫“不逐北”。也就是说，败退，跑五十步就安全了，你跑一百步干什么？所以，跑一百步是可笑的。五十步笑百步，则不可笑。当然，孟子的意思，是不管跑多少步，也都是逃跑。因此五十步笑百步，是可笑的。这就另当别论。总之，春秋时期的战争，是不太过分的。
可惜，这样一种“君子风度”到战国就不复存在。战国时期的战争，常常是几十万大军征伐对峙，野战攻守持续数月，活埋战俘成千上万。比如公元前317年，也就是孟子大约五十四岁，庄子大约五十二岁那年，齐、燕、赵、魏、韩与匈奴联合攻秦，秦国大败韩赵军，斩首八万二千。公元前307年，秦国攻韩，斩首六万。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军，斩首二十四万。最惨烈的是在公元前260年，也就是荀子大约五十三岁，韩非大约二十岁那年，还是那个秦国大将白起，竟一次坑杀赵国降卒四十多万人。这可真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不折不扣的惨绝人寰。
战国时期诸子目睹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状况。所以战国诸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的心情、心境和心气，都大不同于孔子，甚至不同于墨子。不过，正如鲍鹏山先生所言，战国也有宽容的一面，是一个既残忍又宽容的时代。对谁残忍？人民。对谁宽容？士人。战国没有清代那样的文字狱，也没有哪个思想家因为言论而被杀（《先秦诸子十二讲》）。可见战国是宽容与残忍并存。庄子，就弘扬了宽容的一面；法家，则发展了残忍的一面。他们同时出现在战国，并不奇怪。
庄子和韩非也有共同的渊源，这就是老子。过去我们总是说，孔子和孟子是一派，他们的思想就叫“孔孟之道”。老子和庄子是一派，他们的思想就叫“老庄哲学”。其实老子还有一个继承者，这就是韩非。老子和韩非的思想，就该叫“老韩思想”。老庄哲学，老韩思想，源头都在老子。因为老子的思想，是“以无为求有为”，既“无为”，又“有为”，归根结底是“有为”。这两个方面发展到极致，就是庄子和韩非。老子的“无为”发展到庄子，就是“自由”。老子的“有为”发展到韩非，就是“专制”。这，并不难理解。甚至，老子的“无为”发展到庄子，变成“宽容”，也不难理解。不好理解的是，老子的“有为”发展到韩非，怎么就不但是“专制”，而且是“苛刻”，甚至是“残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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