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与老子有关。老子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寡情。寡情的老子怎么说？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当然，老子只是说，并没有真这么做。而且，他的意思也只是说，统治者对老百姓，就应该像天地对待万物那样，不闻不问，顺其自然，这就是“无为”，也就是“无情”（请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五节）。然而法家对待人民，却真是“以百姓为刍狗”，毫不留情也毫不在意地践踏、蹂躏，甚至迫害。商鞅也好，韩非也好，都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众，只应该有两种人，一种是农民，一种是战士。农民给统治者种田，战士替统治者杀人。最好是，农民也是战士，战士也是农民，平时做牛马，战时当炮灰。这岂不真是把人民当成了刍狗？
法家为什么就真把人民当成刍狗呢？因为他们都是“国家主义者”，也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的观念，是国家至上，现实唯一。所以，他们没有历史使命，只有现实使命，那就是“富国强兵”。为了富国强兵，可以不择手段。由是之故，法家眼里就只有国家，没有人民，更没有个人。人民和个人，是可以看作刍狗，看作工具，不当回事的。这就是他们“苛刻”甚至“残忍”的第三个原因：使命使然。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没错，国家是应该强盛。国家的强盛，是每个国民的共同愿望。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要强盛呢？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国民的幸福。如果国家强盛了，人民却变成了刍狗，这种强盛，我们要它干什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赞成庄子。也就是说，只有每个国民都能真实而自由地活着，人与人之间也很宽容，这样的国家，才是好国家。这样的国家，才值得强盛，应该强盛。而且，我还可以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真正强盛，永远强盛。
然而法家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的想法是：先强盛了再说，管他那么多！所以，法家虽然最后成功了，留下的后患也很不少。比如秦的二世而亡，法家就该承担部分责任。后代的许多苛政，法家也该承担部分责任。因此，法家这个学派，在历史上颇受非议，难得好评。许多学者在讲到法家时，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唯恐一不小心，便犯了众怒。
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赞成庄子，赞成他的真实、自由与宽容，那我们就得同意他的观点：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思想言论，也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高贵，谁也不比谁高明。对待法家，也如此，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一篙子打翻一船人。更何况法家也确有可歌可泣、可圈可点之处，岂能全盘否定，彻底打倒？
那么，法家的可取之处在哪里？
我认为，法家最大的历史贡献，是为后来的中国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这就是“帝国制度”。他们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则是提出了一种可以抽象继承的治国理念，这就是“以法治国”（《韩非子·有度》）。前者主要是商鞅设计的，后者则主要是韩非完成的。前一个问题请参看拙著《帝国的终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这里只说“以法治国”。
所谓“以法治国”，就是“由法来治”，也是“依法来治”。由法，就不由人。这就避免了人治的缺点。依法，就不依礼。这就避免了礼治的缺点。人治的问题是什么？靠不住。比如人亡政息，比如恶人当政，比如随心所欲。礼治的问题是什么？不公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最后还是谁的地位高，谁是真理，谁是大爷。《韩非子·说难》说，卫灵公有一个男宠，叫弥子瑕。卫灵公宠爱他的时候，怎么看怎么好。有一次，两人一起游园。弥子瑕摘了一只桃子，吃了一口，觉得好吃，便将剩下的一半给灵公。灵公高兴地说，弥子瑕多爱我呀！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让给我。但是，弥子瑕年老色衰后，卫灵公的说法就变了，说弥子瑕简直混蛋，居然把吃剩下的东西给寡人。同一个弥子瑕，同一个卫灵公，同样一件事情，前后的说法完全相反。人，怎么靠得住？礼，又怎么能够行？
法治却不会有这些问题。韩非说，“法莫如显”（《韩非子·难三》），“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韩非子·五蠹》）。也就是说，法，有三个特点：一、固、显。一，就是统一，也是唯一。固，就是固定。显，就是公开。这就十分清楚：法，是统一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固定的标准，公开的标准。标准统一，就不能因人而异。标准唯一，就不能政出多门。标准固定，就不能朝令夕改。标准公开，就不能暗箱操作。这样一来，任何人想做手脚，也都做不成了。更重要的是，法不是人，也不认识人。它就像木匠的墨线一样，永远是直的，不会绕弯，也不管你是张三李四、君子小人。这就叫“法不阿贵，绳不挠曲”（《韩非子·有度》）。显然，只有“以法治国”，才有可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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