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韩非也非常重视执法的公正与公平，反对罚不当罪，也反对赏不当功。《韩非子·难一》说，公元前589年齐晋靡笄之战时，中军司马（军法官）韩厥执行军法，要杀人。中军统帅郤克（郤音戏）听说，便驾着车子去救人。等他赶到，人已经杀了。郤克便说，为什么不将他的尸体巡行示众（胡不以徇）？这话连郤克的仆人听了都觉得奇怪。仆人说，大人刚才不是还要救那个人的吗？郤克说，韩厥做了得罪人的事，我怎么能不帮他分担一点骂名呢（吾敢不分谤乎）？对此，韩非评论说，郤克完全是胡来！我们先要问：韩厥杀的这个人，该不该杀？如果该杀，就不该救。救罪人，是乱国法。国法乱了，国家也乱了（法败则国乱）。如果这个人罪不当死，那就不能将他的尸体巡行示众。将他的尸体巡行示众，是加重了无辜者的冤枉和委屈（重不辜）。加重无辜者的冤枉和委屈，会导致民怨沸腾。民怨沸腾，国家就危险（民怨则国危）。要知道，人民群众对执法公平的期望是很高、很强烈的（民之望于上也甚矣）。然而郤克的做法，却只能让人民绝望（民绝望于上矣）。这不是什么分担骂名（分谤），而是增加骂名（益谤）。显然，在韩非看来，只有“以法治国”，才有可能实现公平与正义；也只有实现公平与正义，才有可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就是韩非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思想。这个思想，即便在今天也不过时。事实上，韩非主张的公开、公平、公正，和墨子的平等、互利、博爱，和庄子的真实、自由、宽容，同样可贵，同样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稀缺资源，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但有个问题，也得说清楚，这就是以法治国并不万能。
怎样不万能呢？首先，法治只是比人治和礼治，更有可能实现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够实现。事实上，目前全世界都还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完全地、绝对地做到这一点。相比较而言，法治要算是最可能、最可靠的了。其次，法治意义上的公平与正义，包括两个方面，即“程序公正”和“实质正义”。所谓“程序公正”，就是审判的过程公平。所谓“实质正义”，就是审判的结果公平。过程公平，不等于结果就一定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实质正义（结果公平）要让位于程序公正（过程公平）。也就是说，只要过程公平，在现有条件下，就算实现了社会的正义与公平。第三，程序公正也有一个前提，就是程序本身必须公正。说得白一点，就是我们要守规矩，但规矩本身要规矩。法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的“法”不合法。怎样不合法？不是人民民主的产物，而是统治阶级的一言堂，是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我称之为“非法之法”（请参看拙著《帝国的终结》）。非法之法不是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正义与公平。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即便实现了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法治也只能遏制犯罪，无法倡导行善。因此，法治之外，还必须有德育，即以法治国，以德育人。这就是我对第四章第六节留下问题的回答。
以德育人，就不是法家之所长了。在这方面，长袖善舞的是儒家。那么，儒家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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