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刮痧》里的那个中国人，恐怕并没有想那么多。他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就这样做、这样说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一切，早就变成了我们的“文化无意识”，几乎每个中国人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儒家的影响，岂能小看？
其实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儒家还为我们民族人心的凝聚，提供了最核心的东西，这就是文化价值观。前面说过，把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只有文化。但显然，并非所有的民族，都能数千年如一日地凝聚在一起。有的民族改变了，有的民族消失了，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当然不是。那问题又在哪里？恐怕就因为他们的文化缺少核心，缺少全民族心领神会、普遍认同，而且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价值观。相反，一个民族，如果能像新疆的胡杨一样，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则一定有这个东西。比如犹太民族，就如此。我们民族，也一样。大家不妨想一想，从西周封建，到秦灭六国，到辛亥革命，再到当代中国，我们的社会制度也好，物质文明也好，精神风貌也好，甚至生活习惯也好，已经发生过多少变化？真可谓今非昔比。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中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的文化有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当然，这也不是少数几个人的贡献。前到周公，后到诸子，包括全体中国人民，都是创造者和贡献者。但相比较而言，儒家的贡献是相当突出的。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重点讲儒家的范畴。
那么，儒家为中华文化提供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
仁爱、正义、自强。
先说仁爱。仁爱作为儒家的范畴，包含三个内容：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恻隐之心。其中，亲亲之爱是基础，忠恕之道是方法，恻隐之心是底线。什么叫“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在这里，第一个“亲”字，是动词，亲爱的意思。第二个“亲”字，是名词，亲人的意思。亲人当中，首先是父母，叫“双亲”；其次则是兄弟。亲爱父母，叫“孝”。亲爱兄弟，叫“悌”。孔子认为，这两种爱，但凡是人就会有，不需要教育，也不需要证明，可谓仁爱的天然基础，所以孟子说“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
不过，孝悌或者亲亲，只是仁爱的基础，不等于就是仁爱。准确地说，仁爱是孝悌或亲亲的推广和泛化。怎么推广，怎么泛化？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或者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这份爱心，并把它发扬光大，就可以由亲人（父母兄弟）而亲属（血缘关系）、由亲属而亲戚（婚姻关系）、由亲戚而亲友（朋友关系），以及一切沾亲带故甚至毫不相干者。结果是什么呢？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这就是孔子的理想，也是孔子的主张。
问题是这可能吗？孔子认为可能。为什么可能？因为孝悌具有“可延伸性”。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是敬爱父母的。这就是“孝”。那么，父母的父母，是不是也该敬爱？还有，子女敬爱父母，父母是不是也该疼爱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这样一来，从上到下，便都有了爱。同样，一个人，是友爱兄弟的。这就是“悌”。那么，亲兄弟以外的其他兄弟，比如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可以看作兄弟的朋友、同事、老乡，是不是也该友爱？你友爱他们，他们是不是也会友爱你？这样一来，前后左右，也都有了爱。这就是孔子的高明之处。孝，是纵向的，自下而上。悌，是横向的，由此及彼。有了这一纵一横的两种爱，就可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了。
何况孔子还有实行仁爱的方法，这就是“忠恕之道”。什么是“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什么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显然，忠，是积极的；恕，则是消极的。但是，消极绝不意味着不好。相反，消极的仁（恕）比积极的仁（忠）更重要。孔子自己，更看重的也是“恕”。据《论语·卫灵公》，子贡曾经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受用、一贯到底的呢（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也就是恕（其恕乎），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就因为他主张“忠”、主张“仁”，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每个人的幸福，包括自己以外的别人。正是为了也让别人幸福，这才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这样做，有两个问题。第一，作为普通人，未必都有能力让别人立，让别人达。如果“心有余而力不足”，又该怎样仁爱呢？第二，作为普通人，也未必都希望立，希望达。如果别人无此愿望，我们却非得要他立，要他达，岂非“己之所欲，强加于人”？这就违背了让别人幸福的初衷。恕，或者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没有这两个问题。第一，谁都做得到；第二，别人一定同意。恕，是不是更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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