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恕不但比忠更可靠，也比忠更伟大。为什么呢？因为“恕道”之中隐含着一个前提，那就是对他人的尊重。所以，在今天，它已经不仅是孔子的主张，也是人类的共识。联合国大厦里，镌刻的就是这句话。1993年世界宗教领袖大会提出的“黄金规则”，也有这句话。所谓“黄金规则”，就是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的“相处之道”。它包括两条，第一条是“把人当人”，第二条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请参看郭齐勇《孔子的公私观》）。这两条加起来，其实就是“仁”。因为前面说过，“仁”的本义，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正因为大家都是人，因此，我不愿意承受的，也不强加于别人。这就是“恕道”啊！请大家想想，孔子，难道不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吗？孔子的这个思想，难道不该作为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予以抽象继承吗？
但是，孔子的这个思想仍然有问题，而且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有问题。
表面上看，孔子的“仁”是很有道理的。它既有亲亲之爱做基础，又有忠恕之道做方法。孝悌一纵一横，忠恕一正一反，岂非理想的方案？可惜，它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爱有差别等级。按照孔子的说法，一个人，最爱的应该是父母，其次为兄弟，然后才是亲属、亲戚、亲友、沾亲带故者，最后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爱是层层递减的。减到最后，正所谓“强弩之末”，恐怕所剩无几。这是理论上的问题，也是墨子要反对孔子的原因。更何况到了战国时期，不要说“泛爱众”，便是“亲亲”，也不可能。父子兄弟，骨肉相残，你死我活，哪有什么亲亲之爱可言？这是事实上的问题。这就唱不成高调了，只能守住底线。这个底线，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恻隐之心”。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如此说来，则所谓“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这又有什么稀罕呢？谁没有忧伤？谁不会悲痛？原来，这里讲的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显然，所谓“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
对此，孟子做过形象的解释。据《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曾经对齐宣王说，臣下听人讲，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大王问他，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那人说，牵去宰了，用它的血来衅钟。大王说，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去死！但是衅钟的仪式又不能废除，结果大王便用一只羊换了这头牛，有这事吗？齐宣王说，有。孟子说，老百姓都认为大王小气吧？齐宣王说，是呀！不过齐国再小，寡人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它哆哆嗦嗦地无罪而死，这才换成了羊。孟子说，老百姓这样讲，并不奇怪。要说“无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齐宣王说，寡人也讲不清是怎么回事，看来只好让老百姓说寡人小气了。孟子说，没关系。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王只看见了牛，没看见羊。看见羊，大王也会不忍心的。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术也）！有这份爱心，就能够实行王道、一统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三点。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无罪而就死地）。这种“不忍之心”不但会加之于人，还会加之于动物，比如牛、羊。第二，这个“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实际上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会做一些“不忍之事”。毛主席说得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恐怕就看他有没有“不忍之心”。只要有这份“心”，那他就有希望成为“仁者”。所以，孟子并没有要齐宣王把那只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以王矣”。第三，有了这个基础和底线，我们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甚至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因为一个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证明他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心理能力。有这个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忍”，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忍”，进而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这不正是孔子的主张吗？
于是我想起了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刘瑜。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黏板黏住了，垂死挣扎。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黏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灭老鼠。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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