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十分难得的科学精神。实际上，在先秦诸子中，荀子是最具有科学精神的。如果说，对待自然，孔子和孟子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老子和庄子采取了哲学的态度，那么，荀子采取的就是科学的态度。在《天论》篇，荀子开宗明义就提出一个观点：“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也就是说，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天行有常），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尧存），也不因统治者是什么人就会怎么样（不以桀亡）。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点，也是一个相当科学的观点，是荀子看待天人关系思想的总纲。于是，从这一点出发，荀子逻辑地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既然“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人类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自然界身上。荀子问：国家的治乱，天下的兴亡，是因为天象吗？不是。日出于东，月落于西，无论是尧当家，还是桀掌权，都一样。是因为时令吗？不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无论是尧当家，还是桀掌权，都一样。是因为地理吗？不是。土地肥沃庄稼就生长，土壤贫瘠庄稼就死亡，无论是尧当家，还是桀掌权，也都一样。那么，为什么尧当家就天下大治，桀掌权就天下大乱？还是因为人嘛！显然，自然是自然，社会是社会，不能混为一谈。自然有自然的法则，人类有人类的规范。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与自然界没有关系。既然没有关系，那就不必受制于自然，也不必拜倒在自然的面前。只要加紧生产，厉行节约，天就不能让我们贫穷；只要丰衣足食，动静守时，天就不能让我们生病；只要遵循规律，坚定不移，天就不能让我们倒霉。一句话，天不可畏，事在人为。
第二，既然“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那么，我们就不能强迫自然服从人类的愿望，只能通过掌握自然规律，去有效地利用自然。所以荀子说，最能干的人一定有所不为，最智慧的人一定有所不思，叫“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什么事情不为？违背规律的不为。什么事情不思？对抗自然的不思。可以做的是什么？可以从天那里了解气候的变化，可以从地那里了解土壤是否适宜种庄稼，可以从四季那里了解如何安排农业生产，可以从阴阳关系那里领悟治乱的道理。掌握了这些规律，再采取合理的措施，就会成功。相反，则会失败。这就叫“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哈！荀子这个观点，夸张一点讲，真可以说是最早的“科学发展观”。
第三，既然“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那么，自然界就是自运行的。这叫什么？这叫“自为”。同样，人也好，人类社会也好，既然与天、与自然界无关，当然也只能“自为”。这样一来，荀子就既接过了道家的思想武器，又与道家划清了界线。道家的思想武器是什么？以天道说人道。这是道家的方法，也是荀子的方法。不同的是，道家认为天道的本质是“无为”，荀子认为天道的本质是“自为”。在道家看来，既然天道无为，那么，人也应该无为。荀子则认为，既然天道自为，那么，人也应该自为。于是，从这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出发，荀子提出了又一种人生智慧：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与其听天由命，不如自力更生。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皇天上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所以荀子说，一个君子，最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尊重自己的不懈努力（敬其在己者），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慕其在天者），这才能够天天向上（是以日进也）。请大家想想，这不就是“君子自强”吗？至于“君子自强”与“天道行健”的关系，前面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天自为，则人自为；天行健，则人自强嘛！荀子说，天，是不会因为人们怕冷，就没有冬季的（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也是不会因为人们怕远，就不再广阔的（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那么，一个君子，难道会因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动了吗？当然也不会（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奋发有为，自强不息，把所有的义务和责任都担负起来，这才是君子的高贵品质！
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了不起人生智慧，也是荀子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卓越贡献。前面我们说，荀子是诸子当中最有科学精神的。其实，他也是最有人文精神的。冯友兰先生甚至认为，荀子的理论可以称之为“文化哲学”（《中国哲学简史》）。因为在他那里，自然只是自然，文化却属于人。自然的东西是“性”，人文的东西是“伪”。伪不是虚伪，而是人为。没有人为，自然不可能自动地变成文化，也不会有真善美，这就叫“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既然如此，人，能不努力吗？
这就是荀子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事在人为，科学发展，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这种精神，一直在鼓舞和激励着我们中国人，当然毋庸置疑地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当深受荀子影响的《易传》说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时，就为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画上了一个闪光的惊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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