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几个人的巴掌为什么这么大？是他们后台硬，手眼通天吗？不是。是他们能力强，神通广大吗？也不是。是他们威望高，群众拥护吗？更不是。说到底，只因为他们赶上了一个告密不怕反坐、整人不怕搞错的时代，一个“无法”的时代。那时，抓反革命也好，戴右派帽子也好，都无须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不必调查、举证，也不容辩护、上诉。说你是“坏人”，你就是“坏人”。最后，连国家主席都可以随便揪斗。整治裴响铃，一个小小的“助理编辑”，一个二十七岁的行政二十一级小干部，还不是“小菜一碟”!
看来，我们对“无法无天”这四个字，还得重新理解，即：无法则无天。共和国的朗朗乾坤是靠法来支撑的。法没了，天也就没了。一旦法制破坏净尽，那么，共和国主席也好，共和国公民也好，都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我不知道裴响铃和他的顶头上司之间究竟有什么”过节”，也不想对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发表任何意见。相反，我要问的是：假如裴响铃真如他们所说是“品质恶劣，思想落后”，他们的处置是否就很正确？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认定某个人’‘品质恶劣，思想落后”，是不是就可以法外施罚，动用私刑，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便把一个公民打入“另册”, 给他戴上这样那样的帽子，对他进行这样那样的歧视？我的回答是：决不可以！其实，裴案之所以是冤假错案，要害并不在于“失实”，更在于“非法”。如果一定要纠缠于是否“品质恶劣，思想落后”，则裴老这个’‘反”，就未必“平”得了。因为所谓“品质恶劣，思想落后”，是一个根本无法取证和量化的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是不能作为司法依据的。‘．周公恐惧流言日”，道德高尚的人也完全可能被指控为“品质恶劣”，思想的进步与落后，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所以，法治有一个原则，就是决不能以思想和品质来定罪。如果思想和品质也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则每个人在理论上便都可能成为罪人。道理很简单，我们即便不能指控某个人“品质恶劣，思想落后”，难道还不能说他“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所谓“品质优秀，思想进步”都是装出来的么？
以“品质恶劣，思想落后”为由给人定罪，正是典型的“德治”而非“法治”，即“以道德代法制”。表面上看，以道德代法制并没有什么不好。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认为，把“品质恶劣”者打人另册，让“道德败坏”者受到惩罚，乃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使“思想落后”者转变为“思想进步”，则更不失为一种“善举”。这正是诸如“思想改造”、’‘斗私批修”之类的运动能够不断进行下去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那些公报私仇者和以整人为职业者不但毫无胆怯和愧疚，反倒振振有辞，可以理直气壮地对挨整者说：不要想不通！批斗你，是为了你好！
于是，许多公民的合法权利，比方说，思想权、言论权、隐私权，就这样被“好心好意”地剥夺了。但很少有人想到，公民的这些权利是不能剥夺的。今天你剥夺某些人的这些权利，明天你的这些权利就会被另一些人剥夺；今天你以思想言论或道德品质为由将某些人治罪，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将你治罪。“文革”中，不少人在一夜之中便由老革命”变成了“反革命”，就因为一旦思想言论或道德品质可以成为治罪的理由，则任何人的人身安全和政治生命便都没有了保障。其结果必然是：真正的好人都人人自危，真正的坏人（比如康生之流）则如鱼得水。可见，以道德代法制，不但法没了，天没了，最后连道德也没有了。当然，道德永远是必须的。就拿裴老来说，当年他能够大难不死，就多亏遇到了不少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好人：这说明道德是重要的、有用的、不可或缺的，同时也说明道德不是万能的。因为这些有道德的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裴响铃的处境。何况也没有谁能保证，每一个受难者都能有裴响铃那样的“好运气”。
显然，指望自己一生遇到的都是好人，是天真的。指望那些小人洗心革面，不再整人，或良心发现，主动为受害者平反昭雪，也同样天真。总之，运气是靠不住的，道德也不完全靠得住。靠得住的只有法制。只有真正的、健全的法制，才能遏制少数人的权力膨胀和为所欲为，也才能保证公民不因与领导人观点不同或对领导人态度不好而受到迫害。因为法制虽然不能保证那些小人不再害人，但至少可以让他们即便想害人也害不了，或者害起人来没那么便当二苟能如此，则我们民族过去多年的“学费”就没有白交，裴响铃老人这一生的罪也就没有白受。这正是我们今天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
亮出你的观点或者空荡荡
名人总是引人注目的。所以他们总是比别人容易遭到批评。名人挨批，是名人的宿命；批评名人，则是当今的时尚。至于挨批以后如何动作，就见出各人的成色和斤两了。比如金庸和余秋雨，就不一样。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