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庄子说的却并不是假话，他确实是“知之壕上”的。因为所谓“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并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审美判断。为什么是审美判断呢？因为庄子实际上是以“移情”的态度在观赏鱼。于是，他便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逍遥闲适的情感移人对象，得出了“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的结论。这个结论，当然不会是客观事实，只能是一种审美感受。所以，他的判断，是审美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如果是事实判断，就有一个”怎么知道”的问题；而如果是审美判断，则只须回答“在哪得到”就行了。所以，庄子和惠子讨论的，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他们说不到一起去，也就不足为奇。
显然，可能连庄子和惠子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这场辩论一开始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虽然面对同一对象（鱼），却有着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惠子的立场是认识的，庄子的立场则是审美的；惠子的态度是科学的，庄子的态度则是艺术的。艺术家说话，总是和科学家不一样。科学家说月亮是“地球的卫星”，艺术家却说月亮是“爱情的使者”；科学家说“黄河之水山上来”，艺术家却说“黄河之水天上来”, 你说谁对谁不对？不好说吧？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各说各的。因为要科学家相信“黄河之水天上来”固然不可能，要艺术家拿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证据也同样可笑。如果一定要他们回答“你怎么知道黄河之水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大概也只能说“我亲眼看见的”或“我知之船上也”。
事实上，审美感受作为一种当下即得的心理体验，也确实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中获得的。比方说，在荒漠之上，寒夜之中，听军中吹角，便“必有苍茫寥落之感，不可名状1t 。这时，你就会觉得那角声，确实是“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所以，郭沫若说孟郊的这两句诗“竟使不可摩捉者得到确切之形象”，是知诗之言；而袁枚说：“月不闻生口，星忽然有心，穿凿极矣”，则未免可笑。
其实袁枚也是懂诗的。他就曾盛赞孙嘉淦的《 咏梅》 诗句“天地心从数点见”。既然天地均可有心，何以星不能生心，月不能开口？既然以星月之无生命尚能生心开口，有生命之鱼又何以不能乐？既然鱼能乐，庄子又何以不能知之？当然我们不能这样推理，也不能这样问下去。因为“夭地心从数点见”也不是科学结论或客观事实。如果要讲事实，庄子只能这样回答：“我固不知鱼，唯以我之乐观鱼耳！" 可惜这就一点趣味也没有了。
为了保证我们的生活有趣味，就必须知道鱼的快乐，而知道鱼的快乐的，只有诗人和艺术家。
趣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的“随笔体学术著作? 中国文化系列”一共四种：嘴闲话中国人》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 读城记》和《 品人录》 ，今年元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后，一个月内初版一万套便已全部订出，有的书店还要求续订。这在目前图书市场上，要算是不错的成绩了；而这套书，其实又都是学术著作，学术性很强的。之所以能有这么多读者，我想原因之一，大约是它们比较有趣。
因此，我想说说趣味这个问题。
长期以来，趣味被我们严重地忽视了。大中小学很少有趣味的教育，一些文章和著作也写得了无趣味。教育也好，出版也好，更看重的是有没有意义和作用，而不是有没有趣味。久而久之，我们便不知趣味为何物，甚至以肉麻当有趣。比方说，看一些无聊和庸俗的读物或电视剧。因为它们好歹没有那张紧紧绷着的、“严肃”的“说教脸，' ，看起来不累。然而低级趣味是不能培养趣味的，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没有趣味。
没有趣味又怎么样呢？事实告诉我们，没有趣味，也不会有创造性。今年年初，《 厦门晚报》 两位很有思想的记者找到我，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迎接新千年到来的活动大多缺少创意？不是我们不想有创意。事实上很多人都觉得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应该怎么样一下，结果却并没能怎么样。两千年的元旦，过得和其他年份的元旦其实大同小异，没多少意思。她们甚至谈到这样一个有创意的活动：每个人写一句话，保存在邮局里，留给一百年后或下一个千年的人看。但她们同时又很沮丧地说，不难想象，那些话一定会很乏味。我笑起来，说，肯定乏味。（中华读书报》上有一篇文章，叫《 作家一思考，就让人发笑》 ，讲到一本《 中国作家仪朋言》 的书，里面收录的“数千位在文学上已取得了杰出成就的作家”每个人的一句话，竟有十之八九是乏味的。素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己任的“杰出作家”尚且如此逞论其余？她们问这是为什么，我回答说，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缺乏趣味。我们长期以来受到的教育是：做一件事，或者说一句话，首先要看有没有意义，而不是有没有意思。结果，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意义却很可能有意思的事情，就不会有人去做，甚至连想都不会去想。于是，等到我们想要有点意思时，就会发现原来“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意思”这玩艺，可不是随叫随到招之即来的。你要是长期不和它打交道，它就和你没了缘分。老实说，造成这种结果，我们的出版业多少要负点责任。因为我们在出版图书时，首先考虑的也往往是有没有意义，而不是有没有意思（另一个极端则是赚不赚钱）。出版学术著作，就更是如此。不知为什么，一些人至今仍顽固地认为，学术著作一定是乏味的，而且应该是乏味的，通俗读物才能有趣。因此他们把著作和图书简单地分成所谓“严肃”和“通俗”两类，并把好看的书统统斥之为“俗”。其实，好看的书未必俗，正如不好看的书未必雅。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请问“俗”吗？八股文章一点都不好看，请问“雅”吗？实际上，在我看来，世界上的书只有两种，一种是有意思的，一种是没意思的。如果要说得细一点，则可以分为四种：有意思又好看的，有意思但不好看的，好看但没意思的，既不好看又没意思的。实际上，一本书只要好看，就多少会有点意思，而没意思的东西，是不会真正好看的。任何有品位的人，都不会觉得没意思的东西好看，只会觉得它无聊。所以，有意思和有意义并不矛盾。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说一件事或一本书“很有些意思”时，实际上已经是承认它“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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