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有意思”和“有意义”又有什么不同呢？区别就在于，“有意思”不但包括“有意义”，还包括“有趣味”。而且，那意义还必须是“有趣味的意义”。如果没有趣味，再有意义也没有意思。但如果意义不那么重大，或不那么明显，只要有趣味，也有意思。这就是“有意义”和“有意思”的区别。
这样看来，一本真正有意思的好书，就应该是既有“意义”又有“趣味”的。无意义则无聊，而没有趣味则没有魅力。当然，一个人，如果决心把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写得艰深晦涩谁也看不懂，或只有少数人看得懂，这是他自己的事，我们管不着。但我相信，广大读者最欢迎的，恐怕还是雅俗共赏，是既能看出门道，又能看着热闹，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兴趣盎然地接受学术思想，不经意地提高文化品位。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其实，趣味对于写作和阅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无趣的写作和无趣的阅读同样痛苦，都得“硬着头皮”嘛！如果说，做学问的人为了工作，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读去写，那么，没有这个需要这个压力的人可就不吃这一套了。他们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拒绝阅读。结果吃亏的不是别人，正是学者们自己。因为他们著书立说，原本不是为了“藏之名山”，而是为了给别人看。没人看，岂不是白写了？所以，真正大师们的作品都不会板着面孔，“一脸的严肃”，反倒会写得趣昧无穷。只要读读马克思，读读毛泽东，读读鲁迅，就会承认把意义和趣味对立起来是何等地荒唐可笑。实际上，严肃只是研究的态度，写作的态度，不等于表述的方式。有“严肃的玩笑”，也有“认真的扯淡”。如果说了归齐不过是扯淡，那么，即便再严肃再认真，又有什么意义？如果课题本身是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也是有价值的，表述轻松一点又有什么不好？
当然，不是所有的学术著作都能写得有趣。我们不能要求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 是有趣的，也不能要求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写得大家都能看懂，但也不等于说所有的学术著作都该艰深晦涩。在非常专业、仅供少数人阅读的论文著作，和大多数人阅读的一般通俗读物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正是我们出版界应该着力开拓的一片处女地。其实，即便是专业学术工作者，也不可能整天只做学问，而一般通俗读物又让他们觉得无聊。至于其他一些有文化的人，比如机关干部、公司雇员、中小学教师，就更不可能捧着一本晦涩难懂的学术著作去“苦读”。那他们读什么？难道只能读那些打打闹闹、哭哭笑笑？这就需要有一种“高品位，广读者”的读物。这种读物就是“随笔体学术著作”：它是“随笔体”，是“广读者”的，因此要风趣幽默，生动活泼，有较强的“可读性气它又是“学术著作”，是“高品位”的，因此要观点新颖，逻辑严密，有一定的“深刻性”。这就是我写“随笔体学术著作? 中国文化系列”的初衷。我们虽然不敢和大师们攀比，做不到他们那样举重若轻，但做一个有趣味的人，总归是做得到的吧？给城市做一张“文化名片”― 答《 光明日报》 记者单三娅女士问问：你的《 读城记》 和《 闲话中国人》 、《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 品人录》 这四本书都被称为“随笔体学术著作”，但看得出来，虽是随笔，却读着解气，有满足感。不是浮皮潦草，浮光掠影，而是于市井杂谈之中，见出人性，见出灵魂，见出文化。我注意到，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你近年来对人、对中国人、对男人和女人以及与人有关系的生存环境作了不少研究，而且似乎颇有“成一家之言”的架势。那么，你为什么要进行这种研究？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什么方式如何入手进行这种研究的？你原来不是研究文学艺术的吗？
答：谢谢你的表扬，也谢谢你喜欢我的书。听好话总是高兴的，答问题就没那么容易，何况你问的又是刨根儿的话。大约从七八年前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有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想来想去，觉得归根结底还应该是为了人生。或者说，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这就要关注人、人性、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这种关注不能是居高临下或冷眼旁观的。研究者必须把自己也摆进去，要有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甚至要把这种研究当作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活法。只有这样，研究的结果才可能是从自己心灵深处流溢出来的，带着鲜活的生命和情感，也才可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这就是“为人生而学术”。正如你所说，我原本是研究文学艺术的。文学是人学。研究文学艺木，就要琢磨人，也得琢磨文化。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什么是文化？我认为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说得白一点，就是“活法”。因此，从人的活法入手来解读文化与人，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这是我的书中有大量“市井杂谈”的原因，也是我特别关注饮食男女、城市个性之类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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