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府施政的宰相拥有自己的系统和班子，其机构独立于皇室，其人员则由宰相自己选定，皇帝一般不予干预。其官邸和衙署，也都设在皇宫之外。也就是说，皇帝有“宫”，叫皇宫；宰相有“府”，叫相府（或公府）。皇宫与公府，一个宫廷，一个朝廷，都有自己的“职能部门”，也都有各自的经费来源。相府的职能部门叫“曹”，皇宫的叫“尚”。朝廷的经费，来源于田赋收入；宫廷的经费，来源于工商税收。田赋收入是大头，用作“公款”。工商税收是小宗，算是皇帝的“私房”，叫“禁钱”。宫中府中，泾渭分明。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礼”了。同时，它也意味着帝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即皇宫和相府；存在着两种最高权力，即皇权和相权。这时最好的方案，是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退而求其次，则不妨明确分工，精诚合作。皇帝担任国家元首，象征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宰相担任政府首脑，带领官员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即“主权在君，治权在相”。可惜这两条，都不可能。
结果，也只能闹矛盾。宰相制度，也就开始发生变化。
2. 武帝后之宰相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废除了太尉建制，宰相三府只剩下二府。但是，就连丞相和御史大夫这两位，也被撇在一边，成为名义上的宰相。实际上行使相权的，却另有其人。这些人，开始的时候是大司马。名分，则是“领尚书事”（东汉叫“录尚书事”）。到后来，即便没有大司马称号，只要“领尚书事”，就是总揽朝政的人。
大司马其实就是太尉，但不再是职务，而是加在将军官衔之上的名誉称号。担任大司马的，也不一定只有一个人。比如后来把持朝政的霍光，头衔就是“大司马大将军”；跟霍光作对的上官桀，头衔则是“大司马左将军”。
尚书，原本是“皇宫六尚”之一。其他五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是“生活秘书”。只有尚书，是“政治秘书”。汉武帝为了以宫廷压朝廷，甚至以宫廷代朝廷，就让大司马统率和管辖尚书的工作，叫“领尚书事”，尚书也就由秘书机构变成决策机构，丞相府反倒由决策机构变成执行机构。
这样一来，辅佐皇帝的机构，就由一套班子变成了两套班子，即外朝和中朝（也叫内朝）。外朝之首为丞相，中朝（内朝）之魁为大司马。两套班子一内一外共理朝政，有学者称之为“双轨辅政制”（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但大司马位高、权重、亲近皇帝，丞相为首的外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诺诺承命办事而已。
结果，不是宰相的人，反倒比宰相还宰相，甚至真正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比如“领尚书事”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就是。
3. 东汉之宰相
东汉宰相，包括太傅、大将军和三公，号称“五府”。
太傅在西汉与太师、太保合称“上公”。东汉无太保，太师只有董卓一人，还是自封的。故东汉上公，是太傅和大将军。三公，则是太尉、司徒和司空，也叫三司。不过，是不是真宰相，要看是否“录尚书事”（录，总领、主持）。否则，就只享受待遇，没有实权。
受命“录尚书事”的，多半是太傅和大将军，但也不一定。比如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七月，曹操就已经“录尚书事”。迎献帝到许之后，才被任命为大将军。后来，曹操将大将军一职辞让给袁绍，改任司空，仍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与西汉不同的是，东汉不但有“尚书事”，还有尚书台。因为其官署设在皇宫禁省之中，所以又叫台阁、台省。尚书事是任务，尚书台是机构。有了尚书台，尚书主政，就变成了制度。于是，东汉就有两个宰相机构。一个叫公府，也就是“上公与三公之府”；一个叫台阁，也就是尚书台。公府是摆设，台阁掌实权，这就叫“事归台阁”（《后汉书·仲长统传》）。这其实是以“宫廷办公厅”取代中央政府。结果，台，就成了中央的代名词。东晋以后，中央官称台官，中央军称台军。设于大行政区，代表中央行使职权之机构，则叫行台。
综上所述，武帝以后，前后两汉，都既有名义上的宰相（三公），又有实际上的宰相（领尚书事、录尚书事）。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恢复丞相一职，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才一度得以改正。但是到了南北朝，又仍然是“政归台阁”。所有的权臣，必加“录尚书事”名号，被时人称为录公。
二、唐代宰相
1. 三省
建国之初，唐因隋制，以三省长官为宰相，这就是“三省制”。
三省，就是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省，本义是“皇宫禁署”，也就是外人轻易不得入内的禁区，所以叫“禁中”。后来因为避讳，改叫“省中”。
由此可见，省，就是由宫廷机构转变而成的朝廷机构。
前面讲过，汉武帝为了强化皇权，发明了由亲信权臣主持的“尚书事”。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又正式建立“尚书台”。南朝刘宋时，尚书台改称尚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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