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人的大皇帝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他的决策和判决既不受约束和制衡，要想推翻（包括他自己想推翻）也难于上青天，便只好采取蛮不讲理的办法（比如说过去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雷霆雨露都是君恩”等等），甚至不正当的手段。明代嘉靖朝后期，奸臣严嵩的儿子严世藩落入法网，由刑部（相当于公安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和大理寺（相当于最高法院）“三司会审”。恨透了严氏父子的“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公安部长）黄光升、都御史（监察部长）张永明和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张守要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也想趁机为一些好人平反，便在判决书里大讲这两个奸臣如何迫害忠良。草稿送到首辅（相当于宰相）徐阶那里，徐阶却说，你们要惩治乱臣贼子，平反冤假错案，是对的，也是时候，但方案不行，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上钦定的。这样告上去，严世藩倒不了，你们自己反倒要先倒霉了。唯一的办法，是告严世藩“聚众谋反”。这严世藩恶贯满盈不假，聚众谋反却是冤枉。但不冤枉严世藩，别人的冤情就无法昭雪，因此又非冤枉他不可。
这样一比较，事情就清楚了。美国的大法官当秤砣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大皇帝却问题多多，而且尴尬。尴尬之处就在于：你不知道究竟应不应该让他当秤砣，结果让他当也不是，不让他当也不是，因为除了他也没别人能当。这就说明，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其实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所有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理清过，所有的道理也从来就没有讲清过，这才留下一笔糊涂账。所以，我们还得把这笔账再算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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