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意义上的娼妓，即以出卖肉体和色相为职业，为了金钱而向不同的人提供性服务者，最早可能出现在春秋初期。
在这个时期，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批准开设了有史记载的第一家“国家妓院”，当时称作“女闾”。“闾”是门的意思。这家妓院就设立在桓公的宫门口，配备了妓女七百人，由桓公任“董事长”，而“总经理”就是大政治家齐相管仲。
管仲开设妓院，有四个目的：一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二是缓解社会供需矛盾（让宫内怨女宫外旷夫得以苟合）；三是吸引国外人才；四是充当色情间谍。当时，各国争雄，谋士与使节，常常奔走于道路，游说于诸侯。齐国的国宾馆有“三陪小姐”，自然较之他国，更有吸引力。孔子曾极力称赞管仲的“仁”，说他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不知他老先生是否知道，管仲的和平手段，也包括以肉弹代炮弹的伎俩在内。
管仲设女闾，一箭而四雕，其他各国，自然“见贤思齐”，争相仿效。比如越王勾践伐吴，将士思家，军心不稳，勾践便组织了妓女慰问团送往前线，谓之“游军士”，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军妓。
军妓到了汉武帝时，就成了一种制度，叫“营妓”。起先，军妓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难免有些不够稳定。后来，采取了“抑配”制度，将罪人之妻女强制性地许配给军士。但这种“随军家属”，人多了会导致军队臃肿，人少了又难免苦乐不均，徒起矛盾。所以，干脆实行营妓制度，三军将士，一律自由平等，就不怕“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营妓的制度，始于汉，兴于魏，至唐、宋两朝仍不衰。不过其性质，已不止于“劳军”。因为唐、宋两朝，毕竟是承平时期多，但为居安思危见，军营并不可少，而营妓自然也是常规配制。于是一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官吏，便纷纷进入军营，大嫖特嫖，而营妓的作用也就从鼓舞士气，一变而为孝敬官僚。这就难免弄出许多不像话的事情来。比如地方官离任办交接时，不但交割文书档案、公物钱粮、风土人情、下属情况、遗留问题等等，还交割妓女，真正荒谬之极。唐代有个叫李曜的，在歙州任上与一位名叫韶光的营妓感情甚好。但因营妓是“公物”，不好随身带走，只好在离任时交割，并作诗云:“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问酒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谁知继任吴圆并不领情，答诗云:“曳屐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汍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宾珠掌内看。”（看字应读作平声）意思是还想要更好的。还有一位杜晦更不像话，临行时竟与营妓朱娘抱头大哭，结果郡守李瞻很不以为然地说，这种贱人，想要就直说，哭什么嘛！便让杜晦把朱娘带离了常州。
封疆大吏、方面之员，如此地嫖娼恋妓，实在是不成体统。更不成体统的是，不少官员将佐，还会因某位名妓而争风吃醋，或者大打出手，或者诉之长官，有的还闹出人命案来。这种种劣迹弊端，既影响政府形象，又影响安定团结。所以到了宋，就开始进行限制，规定地方军政长官，只许以官妓“歌舞佐酒”，不准“私侍枕席”。这样一来，官妓就成了纯粹的“陪酒女郎”，最关键的一陪被定为非法。由此，还闹出许多案子，比如王安石指控杭州太守祖无择与官妓薛希涛私通，朱熹诬陷天台郡守唐仲友与营妓严蕊有染，一时闹得沸反盈天。这两个案子，终因妓女们至死不招，祖、唐二人才免予处分，但事态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然而，“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官妓营妓既可陪酒，后面的事就不大说得清了。所以，到了明初，太祖朱元璋虽然也曾开设官办妓院于乾道桥和武定桥两处，但不久，便下令严禁官吏宿娼，违者重罚，据说定律为“罪亚杀人一等”，处分是相当重了。
朱元璋此举，一则是为了总结前朝教训，励新图治；二则也是为了维持政府和“父母官”的形象。因为妓女等同贱民，官吏岂可与之“通同”？国家鼎鼐，子民父母，如果也与“下三滥”苟且奸宿，则尊严何在，体统何存？自然非禁不可。
不过，这种事情，从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比方说，公然走进富乐院之类的妓馆是不行的，却无妨把妓女叫到酒楼饭店的雅座里来陪酒；又比方说，可以借口到朋友家讨论学术问题，然后在密室中与妓女幽会；再比方说，借口调查案情，要保密，把妓女叫到后堂，苟且一番。这些事情，明代发生不少。连史学界公认的名相“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都有狎妓侑酒的故事（见下节），其余可想而知。
当然，皇上的禁令，谁也不敢公开违背。至少是，由于严禁官吏宿娼，则政府开办的妓院，为维持生计、保证收入起见，从此便不再仅仅服务于官僚阶层，也向商贾市民们开放了。这样一来，再设官妓，既无必要，也多风险。何况官民同嫖，极其不成体统。所以，到清初，政府便下令停办国营妓院。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官妓便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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