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就连“国”，亦是“家”。君是君父，臣是臣子，州县是父母官，军队是子弟兵，省市、民族、单位、朋友，则是哥们姐们（兄弟民族或兄弟单位），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整个中国，亦无妨看作一个大家庭。
这就是“家天下”了。
“家天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公共财产为家族所私有，二是指国家体制以家庭为模式。国既为家族所有，则国君当然是君父，国民当然是子民；家既为国之模式，则国法当然是家法，国务当然是家务。反过来，也一样。比如皇太子或刚成年皇帝的大婚，就不单纯是皇家的事务，大臣们也要参与其事并发表意见的。同样地，立储本为国家大事，但决心一意孤行的皇帝也可以借口这是皇家家务而拒绝听取批评。
这种“家国一体”的制度，当然会把许多界限都弄得模糊不清，甚至弄出许多尴尬事体来。别的不说，单是诸如“君父”“臣子”之类的称谓，就不伦不类，等于说“皇帝爸爸”“大臣儿子”。但两千多年来，无人觉得可笑，反倒是梁山上的“反贼”，也发明了“头领哥哥”这样一种不三不四的称呼，可见“家天下”的模式何等深入人心。
家国既为一体，公私也就难分。中国古代的所有制，是“公有”还是“私有”？说不清楚。要知道，所谓“私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的制度”。这个“私人”，严格说来，只能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在法律上单独存在的个人。正因为他在法律上是单独存在的，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并不天然地就归配偶、子女、亲属继承，而应根据他的遗嘱即他的个人意志来分配。如果他遗愿留给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则其配偶、子女和亲属即便义愤填膺，也莫之奈何。
这可是咱们中国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制，是“家有制”（家庭所有制）。依此制度，包括主要生产资料在内的一切财产，都归家庭而不是个人所有。父家长只有“支配权”，并无“所有权”。表面上看，父家长不但可以任意支配家庭财产，而且可以把妻妾和子女也当作私有财产予以转让、出租或变卖，好像财产归他私人所有；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财产在他去世后，却又理所当然地归家庭其他成员来继承或分配（分家）。子女在外工作所得之劳动报酬（佣金、工资）等固然必须上交父家长，但父家长的遗产却又理所当然地应该由子女（主要是男性子女）瓜分。所以从本质上讲，家庭财产是归全家庭成员“共有”，而不是归某一个人“私有”。只有对此并无多少支配权的女性配偶，才被允许拥有为数极少的私房钱，无非用来增置些针头线脑或给娘家人一点小恩小惠而已，完全不好意思叫财产的。而且，既然只有这些小钱才叫“私房”，岂非恰好证明其余都是“公款”？
可见，“家有制”并非真正的私有制，而毋宁说是“公私不分制”。一方面，对于其他家庭而言，是“私有”；另方面，对于全体家庭成员而言，却又是“公有”。更何况，家庭的主要生产资料—— 土地，也既是家庭“私有”的，又是国家“公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怎么能说是你们自己家里的？“王有”也不等于“私有”，因为皇帝既是“私人”，又是“国家”，而“国家”也既是“私”（皇家），又是“公”（公家）。所以，皇帝也不是这些财产的真正主人。真正的主人是“天”，天子不过“替天行道”而已。然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子如果“逆天”而行，则为“民贼独夫”，可以“天下共讨之，天下共诛之”，另由新的“真命天子”来行使这些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管理权，谓之“改朝换代”。总之，家庭财产的所有者不是家长私人，而是“全家”；国家财产的所有者也不是皇帝私人，而是“全国”。所以，“家有”并非彻底的私有，“王有”也并非完全的公有，而应说是“公私不分”。
公私不分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经济上产权含糊，思想上也就难免公私不分。
公与私，原本就是相对的。什么叫“私”？私，原本是一种禾的名字。公私的私，本字作“厶”。《韩非子·五蠹》云：“自环者谓之厶。”什么叫“公”？韩非子接着又说：“背厶谓之公。”原来，面对面时为“公”，背过脸去就成了“私”。看来，公私原本不分，不过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公是私，全看你怎么翻。
事实上中国人也不喜欢区分公私。要分，也就是区分内外，区分官民。比方说，在旧中国，就没有“公路”而只有“官道”，也就是只有“官民之别”，而无“公私之分”。直到现在，仍有人主张把私营叫作民营，把私立叫作民办，似乎这样更为堂皇。说到底，还是只分官民，不分公私。
公私不分又怎么样呢？就没有法治可言了。什么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约”。民众为什么要“约法”，又为什么能“约法”？就因为他们都是“私人”。私人各私其私，如无规范限制，势必天下大乱。因此要“约法三章”，以保证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受任何人的侵犯。而这些约法之所以能够算数，则又因为它们是这些私人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共同约定的。咱们中国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然也就只有“王法”，没有“民法”，更没有什么全体公民的“约法”，没有“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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