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要说没有“法治”，就连“德治”，也大成问题。梁漱溟先生曾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而不讲公德，比如臣对君的德，君就不必守；子对父的德，父就不必行，没有一种德是人人皆必遵循之“公德”。这话恐怕只讲对了一半。因为公与私原本是一对矛盾。不讲公德的人，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私德。梁先生的所谓“私德”，即“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与其说是私德，不如说是“二人之德”，即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德，“一人之德”的“私德”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没有“一人之私德”，所以当“私身一人”时，就不会有什么道德考虑。一些明明有利于公众的事，比如顺手关掉公用水龙头或走廊里的灯，即便不过举手之劳，也不愿意去做，除非这时有领导或同事、同学在场。结果是公共走廊上的电灯变成了长明灯，公共洗手间的水龙头变成长流水，而便池里则无人冲洗；集体宿舍门前垃圾成堆，脏水乱泼；公园里的果皮箱，更可能是形同虚设，痰迹、废纸、烟头、果皮、空瓶则遍地都是。没有“私”的结果是也没有“公”。
再就是“化公为私”和“假公济私”了，我们在《单位》一章已然讲过。这里要讲的是，“公私不分”的观念还为“化公为私”和“假公济私”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方式，即“本单位主义”，简称“本位主义”。本位主义就是把本单位的利益放在首位，一事当前，先替本单位着想，先替本单位考虑，甚至不惜损害兄弟单位和全局的利益。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是，在实际上，所谓个人主义每每被视为万恶之源而痛加批判，本位主义虽然也受批判，却在批判之余颇受同情。一个人，如果为一己之私利大吵大闹，或对自己的个人成就大吹大擂，便会引起公愤，至少要被视为“太不像话”或“恬不知耻”；但如果是为本单位争名争利争地位争好处，或宣传本单位的成就，则本人不但可以理直气壮，领导和其他人也不好太责难，顶多笑眯眯地劝他说：“不要太本位嘛！”或者说：“考虑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要顾全大局。”
显然，在许多人看来，本位较之“全局”虽然是“小局”，但毕竟好歹也是群体而不是个体。只要不是为个体，就不能说是个人主义。只要是为了群体，不论其大小如何，便都体现了群体意识，也就多少具有一点“合法性”，不能过于责难。事实上，许多人在为本单位争名争利时，也确实不一定直接地与自己的个人利益相关。比如评职称时为自己单位多争名额而自己并不晋升，评奖时投自己单位候选人的票而自己并不获奖。所以，一旦受到批评，便会理直气壮或满腹委屈地说：“我又不是为自己！”但是，搞本位主义，虽然并非为自己个人，却又毕竟是为自己单位，因此又不能说是不折不扣的大公无私。实际上，搞本位主义，虽然不一定直接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有关，却不能否认它间接地对自己个人有益，比如在本单位“好做人”，落下“人情”等等。所以，也很难严格地界定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不如说同样也是公私不分。
事实上，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私”公开合法地存在，因此一个人“私心杂念”，也就只好通过这“不公不私”“半公半私”和“亦公亦私”的本位主义，来“曲线救国”了。
内外有别
当一个人站在本位主义立场上时，他就在心理上和逻辑上把“本单位”和“外单位”区分开了。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公私不分，却内外有别。
和“公私不分”一样，“内外有别”也是单位的特征。国内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差不多都会有自己的围墙（特别大的单位，则由下属各单位自修围墙），以防“闲杂人等”混入。一些稍有条件的单位，虽然既非“军事单位”，又非“保密单位”，也要煞有介事地安排门卫。门卫们对本单位的熟人含笑点头打招呼，对外人则严加盘问、冷若冰霜，本能地表现出一种防范心理。本单位的车辆可以自由地出入（门卫们都记得车号认识司机），外单位的车辆则须停在门外，除非是“有来头”的上级单位，或者“有关系”的兄弟单位，否则就必须“走后门”。当然，单位上的种种好处，比如单位自己盖的住房，自己的澡堂和幼儿园，自己弄来可供分配的物质和额外收入等等，也只有内部职工才能享受，外人是没有份的。
不过，我们有时候又搞不清楚被称为“内部”的东西，究竟是好呢还是不好。比如“内部通报”的情况，很有一些是并不那么光彩的事，却只有“信得过”的“自己人”，才有资格去听。另外，我们也常常弄不清何谓“内部”何谓“外部”。比如“内部文件”，当然许多人都不能看，然而“内部刊物”却又人人可看。“内部刊物”上的文章，水平一般要差一点，而“内部文件”的内容却又往往重要和实在得多。又比如，单位上的“内部招待所”（简称“内招”），外国人（也包括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是不能去住的。他们只能住“外招”。但“外招”的设施、服务，较之“内招”却又好得多（当然价钱也要贵得多）。对待他们的态度，也是客气而不亲热，因为他们是“客”，不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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