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都号称西部第一大城市，近年来，当局还提出了建成国际大都会的口号，可真要与沿海城市相比，不论经济基础还是思想意识都拉下了一大截。惟一可堪自豪的是，市容也倒还不错，一条叫做南河的河流从城西百余公里外的雪山淙淙而来，在城中心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有水的地方也就有了灵性，这座城市看起来就有点小资们追求的所谓情调，沿着河岸依形就势的绿化带，使这座城市绿意葱茏。
和其它城市相比，西都最大的特点是休闲。大凡春天秋天和冬天，只要有阳光的下午，南河两岸众多的茶馆绝对人满为患。人们坐在盆地稀有的阳光下吹牛打麻将，从清晨到傍晚，个个都清闲得早已退休多年似的。有人说，飞机打天上飞过，如果听到下面传来一阵哗哗哗的搓牌声，那就是西都到了。
七年前一个初秋的早晨，我和简锐、肖一民一起坐了十几个小时的夜行列车，从学校所在地古城赶到西都。我们整个班三十多名同学，就我们三个人分到了西都。简锐分到西都郊区的一所中学，我分到西都一家奄奄一息的市级文学刊物，肖一民是学生干部，学校隆重举荐，分到省政府办公厅。
那时候的西都对我们来说何等陌生呀，我们甚至不知道它和一头发情的种猪有什么区别。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火车北站，明亮的阳光陌生地打在我们身上，我们踩着自己的影子，背着包袱，就那么毫无准备地出现在了西都街头。
三个人里，我和简锐的心情都有些灰暗，尤其是简锐。肖一民内心应该是欢天喜地的，他如愿以偿地进了政府机关。但既然我和简锐都有不得志的落寞，他也只得陪着我们唉声叹气，好像省府办公厅不是他梦寐以求的大机关，而是乡下的一家养鸡场。
三个人在火车北站广场边找了家小馆子吃早饭，一人一大碗面条。吃着吃着，垂头丧气的简锐拍打着如同临时政府一样摇摇欲坠的小饭桌：“老板，拿三瓶二锅头。”
肖一民忙制止他：“简锐你发什么疯，早晨还喝酒？一会儿得到单位报到呀。”
我说：“喝吧，管他妈报什么到，一会儿分手之后，大学生活就算彻底结束了，好歹咱们同窗四年，就是喝个烂醉，大不了到广场上和那些民工挤着睡半天得了。”
老板屁颠颠地端来一盘油腻的猪耳朵，一碟色彩可疑的油炸花生米，以及三瓶二两装的北京红星二锅头。
小饭馆里都是些忙着吃了早饭去上班的西都人，他们在一旁好奇地听着我们三个人的外地口音，再看看我们居然大清早地捏着瓶子喝酒，一个个都睁大了眼睛。
喝着喝着就刹不住车了，尤其是简锐。他心里不爽，只是要喝。老板在一旁拿了两次酒，他还在拍着桌子大喊大叫。肖一民有点着急，酒便喝得慢了。我呢，舍命陪君子，再说，我也不痛快，喝就喝吧。
这顿酒从早上六点喝到了上午十一点，简锐和我都醉了，只有肖一民打了埋伏，把属于他喝的酒偷偷地藏了两瓶。他是清醒的。他把我和简锐分别送上各自该乘坐的公交车后，这小子到广场边找了家小旅馆住了下来，他不愿意报到的第一天就让领导闻到身上浓浓的酒精味。就冲这一点，我觉得他也足以在官场上混下去。
我头重脚轻地找到了那家名叫《文学月刊》的杂志社。一座破旧不堪的大楼，年龄大约比我更长。在底楼，有两间更加破烂的房间分别挂着《文学月刊》编辑部和主编室的塑料牌，门锁着。整座大楼里似乎都没有人，比阿Q先生的土谷祠好不了多少。透过稀疏的门缝，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些稿件和杂志，其中一把藤椅断了腿，用一些铁丝胡乱地捆绑着。
正在疑惑之际，从走廊的另一端走来一个中年人，想必是文联的工作人员吧。我迎上去问他：“老师，请问《文学月刊》什么时候上班？”
老师一嘴胳腮胡，像个杀猪匠。他茫然地看着我，好半天才回答：“我也不晓得。我是到这里来找厕所的。尿胀昏了。”
酒劲上涌，我扶着《文学月刊》编辑部的门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终于忍不住，哇地一声吐在了那看不出颜色的破门上。
从七年前的那个秋天的早晨眺望我的人生，我不知道今后会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发生，我甚至根本没想到我会在西都安家落户。我以为我很快就会重新回到古城，因为古城才是我的家，而且，热恋了三年的女友余婧毕业后也留在了古城。
没想到的是，五年前，余婧却调到了西都，然后我们结了婚。更没想到的是，父亲所在的地质部门认为西都适宜生活，在西都二环路边兴建了几座房子，分给父亲那样长年在野外工作的老职工。这样，父亲和母亲也到了西都。顺理成章的是，妹妹中专毕业以后，也在西都找到了接收单位。
这样一来，我和西都算是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七年的生活，足以使我把这座原本陌生的城市当作比故乡古城更亲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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