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居住的小区外面有一条宽不盈丈的小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杂乱无章的菜市场，不少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的摊子直接支在了小街两边。
我在小街进口处下了车，打算在小街上的王板鸭店买只鸭子，这里做的樟茶鸭，香味扑鼻，色彩酥黄，妹妹小天三岁的儿子凡凡最爱这一口。
拿着长长的夹子在一堆鸭子里翻来翻去，不由联想起刘得忠胖着脸挑选小姐。这时，背后传来一阵汽车的喇叭声，我没想到这声音和我有关。我站在街沿上，不会影响车辆通行的。
又是一阵喇叭声。喇叭声里，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王小乐，王小乐”。
回过头看时，我面前的街上多了一辆崭新的奥迪A6，正在疑惑哪个朋友或熟人又买了这样的好车，车窗慢慢地摇了下来，一颗油光可鉴的头从车窗里挤了出来。
“你在这里干啥？”那颗头问。
“妈的，这不是李夫吗？你这是要到哪里去？”我终于看清了车里的那颗头。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李夫了。早在七年前，我刚分配到《文学月刊》时，我们俩的办公桌比邻而居，他和我就是杂志社最年轻的编辑。后来，大约在和我同事一年之后，李夫离开了杂志社，做了一段时间的二渠道书商，出版过不少拳头加枕头的东西，据说很赚了一笔。再后来，两年前，他出版了一部叫做《尘埃飞起来》的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个资深编辑包装策划的，一下子就在全国火了，电影电视包括话剧都接踵而来。有两个评论家甚至坚定地预言，这部小说能获诺贝尔文学奖。
水涨船高，李夫一下子成了明星级别的人物。人是见不到了，倒是经常在电视上见到他的影。一会儿接受央视的专访，一会儿歌手大赛里当评委，一会儿又在省有线台和几个莫名其妙的嘉宾谈明星绯闻或是苦难教育。用王自洁的话来说，那是眼睁睁地看着一颗著名作家就这样神奇地诞生了。
上一次和李夫见面，大约已是一年前，好像在文化厅的一个什么会上。当时，我惊讶地发现，他走路时，肚皮已经习惯性地比双脚先行一步。有人和他握手，他的手总是要慢半拍才能从腰间送到肚皮前。那神情和语气，就跟已经买好了到斯德哥尔摩的机票一样。
李夫没有下车，他把头支在车窗上，我站在街沿边，两个人不咸不淡地说了几句话。卖樟茶鸭的大妈还没把半只鸭子剁好，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了。李夫说，“我马上要赶到银杏酒楼，省委宣传部的哥们儿请吃饭，我们改天联系吧。”说着，他递了张名片给我。我说，好吧，改天见。他的奥迪A6顺着小街急驰而过，消失在远处的大街上。
其实，我和李夫曾经有过很亲密的来往，至少也要算当时杂志社里一根藤上的两只苦瓜吧。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些郁郁不得志的日子里，我们不仅一起喝酒，一起谈女人，甚至还一起搞些恐怕李夫现在打死也不会承认的“娱乐”。
那时候余婧还没有调到西都，李夫的老婆也远在外地，简单枯燥的生活无法排解青春的毒素。常常，我们会在杂志社楼下的烧菜店里喝酒，菜是民工们吃的土豆烧肥肠之类的粗糙东西，酒是劣质的本地高梁酒。一边喝酒，一边贼兮兮地看街上来来往往的女人，尤其是靓丽的年轻女人。
偶尔有钱――这种机会不多――我们也会稍微提高一下酒菜的档次，甚至会在酒后到一些歌舞厅找小姐跳舞。那时候，西都众多的备战备荒时代挖的防空洞里，有不少打擦边球的舞厅。一大帮年轻女人在里面出没，只要你能给她十块钱，她就可以陪你跳三曲。灯光朦胧乃至黑暗的地下舞厅，跳舞其实都是充满色情意味的搂抱。三支曲子下来，你会发现双脚压根儿就没有移动过。所以，人们给这种舞厅取了个形象的名字：砂轮厂。
能去砂轮厂的机会并不多，羞涩的口袋是先决条件。有时候，偶尔有作者到杂志社请我们吃饭，我们就会厚颜无耻而又费尽心机地提示人家：我们都有去砂轮厂的雅好。如果能够请我们去那里娱乐娱乐，你的大作发表的机会肯定要上升八十个百分点。有一次，面对一个吝啬而又想发稿的外地作者，李夫甚至趁着酒兴对那可怜的家伙说：我看，咱们吃简单点都行。
一个春天的黄昏，我和李夫照例在杂志社楼下喝酒，都喝得有些高了，油菜花盛开的春天，总会让人心里有几只爪子一下接一下地搔。两个人都想去砂轮厂，可翻遍了口袋，两个人加起来也只有九十块钱。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一星期之遥，去砂轮厂是没戏了。想想那些风骚女人热乎乎的拥抱，我和李夫都有些伤感。李夫就是在那天说出了一句精彩的名言：“人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自己的老婆不想搞，人家的老婆搞不到。”
我端起酒杯，把里面的半口残酒一饮而尽：“算了，李夫，我们还是各自回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
李夫也端起酒杯干了，酒还没吞下喉，他拍了拍桌子：“对了，我想起来了，我们去看录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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