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一民把我嫖娼的照片寄到报社时，我成了报社的丑闻。等到胡格非的事情东窗事发，我进一步成了整个西都的丑闻，包括我工作过的西都晨报，都用相当的篇幅报道了全市人民都喜闻乐见的我的丑闻，只不过，他们隐去了我曾在西都晨报工作过的经历。
我被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警察捉拿归案的那一天，完全就是一出精彩的黑色幽默。
在丽丽家里愉快地过了新年，天天都在村民们的酒桌上度过，实在不想喝的时候，就带着丽丽到山后随处转转。优美的风景深藏山中，但村民的生活方式使人不以为然，这些劳累辛苦了一年的山民，好像不把一年的积蓄在春节里花光就会不翼而飞似的，天天吃肉喝酒，哪怕开了春只能喝照得见影子的麦羹羹。
那天我和丽丽四处转悠，发现山垭里有一座破庙，破庙的墙上东倒西歪地写着几行可笑的标语：一胎生，二胎刮，三胎四胎扎扎扎。我对丽丽说，你看那标语，太搞笑了。还是座庙呢，我们去看看吧。
丽丽说那不是庙，至少现在不是了。
我说，那是什么呢？
丽丽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结果是一所小学，一所我从来没见过比它更破败更危险的小学。古庙至少有上百年历史了吧，破旧的窗棂已经所余无几，大门露出的缝足以钻进两个小孩。透过门缝，一间不大的屋子里，供奉的菩萨已经不见了，坑坑洼洼的地上积满了雪水，泥泞得像山弯里的田埂，石头桌子东倒西歪，一块黑板斑驳得能看到里面的木纹。
我吃惊地问丽丽，这个学校还有人在读书吗？
丽丽说是啊，我妈在这里毕业的，我也是在这里毕业的，现在村里的孩子还是在这里读书。
我愚蠢地问，那为什么不修一座好点的房子呢？十万块钱就能修好几间教室吧。
丽丽叹了口气，没回答。
就是那次散步，我向丽丽提议，用我们俩人的名义，赞助村里修几间教室。
村里轰动了，全村的人都聚在丽丽家门前的晒场上，七嘴八舌地表达着他们心中的尊敬和感激。丽丽的父亲激动地搓着手，把丽丽给他买的烟一次又一次地发给男人们。晚上，丽丽的父亲和我喝酒，喝得高兴了，一定要拉我划拳。老头拳划得极臭，一连输了十几把，却快活地调侃说：这种好酒你咋能赢拳？
我不知道，就在三间教室紧锣密鼓地修建时，胡格非出事了。
倒不是因为斯普瑞公司。就像我曾预料过的那样，后来我得知，我和陶小虹卷款而逃的事胡格非知道后，他虽然肉痛得倒吸了两口凉气，可到底还是没敢去报案。
胡格非出事是他吃的黑钱太多，斯普瑞虽然给他洗了些钱，可洗不白的钱毕竟还是多数。据后来的报道称，单是从他家鱼缸下搜出来的存单就有三个，而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则翻出一只塑料口袋，里面全是十元一张的人民币，共计一万张，估计是十多年前还没有百元大钞时别人送给他的，他随手那么一塞，到后来自己也忘了。还据说，从他的办公室里还搜出了上百颗伟哥，以及二十多个女人的照片。我不知道的是，其中是否也有余婧，我的前妻余婧。
胡格非出事后，竹筒倒豆子般地交待了他的事情，自然，斯普瑞公司及我卷款而逃也被警方记录在案。
就是我守候在建校现场的那些天里，我不知道警方正四处捉拿我。
二月二，龙抬头，学校早该开校了，因为建新教室给拖了下来，学生和惟一的老师也等不到墙面的水泥干透，便一再要求开校。这样，学校门前那个小小的操场上，村里准备了一个隆重的开学典礼，乡长以及县里教育局的官员们都一团和气地来到了山里，几张八仙桌组成了一个主席台，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我和丽丽都坐到上面去。当我和丽丽起身落座时，孩子们和周围围观的村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教育局的官员们挺着硕大的肚皮，一看到那些此起彼伏的肚皮，我就明白为什么山里的小学如此破败了。教育局官员打着官腔讲话，盛赞丽丽打工致富不忘故乡，捐款修学校完全是义举和盛事。最后，他画蛇添足地说，听说，赞助款有一半是丽丽的男朋友出的，在此，我代表我县教育局，代表全县一千名教职员工和十五万中小学生，祝他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那一刻，丽丽的腿在桌子下面轻轻地碰了我一下，红着脸飞快地瞟了我一眼。
我心里漾起一阵幸福和欢乐。
然而，幸福和欢乐还像一圈圈涟漪，还没来得及完全消失，这时，我看到从山路上走来三个警察。
我不知道他们和我有关，我以为他们也是乡上或县上的来宾。
他们的出现也没引起村民们和学生们的注意，甚至台上的官员们也没理会他们，这使警察们似乎有点不知所措。
三个警察站在圈子外看了一支烟功夫，他们突然向主席台走来。说是主席台，其实也就是空地上一个稍高的地方摆了几张八仙桌而已。
三个警察包抄了主席台，讲话的教育局官员有些恼怒和不解，他停下了他的讲话，扭头对一个警察说，你们找谁？没见我们正在开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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