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袁术用不着看不起袁绍，他们这哥俩实在是半斤八两，其共同特点，是出身高贵，自命不凡，又愚蠢透顶，而且一个比一个牛，一个比一个蠢。至少，他们两个都比曹操牛，也都比曹操蠢。袁绍比曹操牛，也比曹操蠢；袁术则比袁绍还牛，也比袁绍更蠢。也就是说，他们的愚蠢和他们的狂妄是成正比的。袁术最自命不凡，也最愚蠢。
袁术接到袁绍的信，肚子里面阵阵冷笑。袁术想，小老婆养的人就是没出息，居然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另立皇帝？要立你就立自己呀！我们老袁家早就“四世三公”了，你弄个“拥立之功”，撑死了也就是由“四世三公”变成“五世三公”，又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袁术的反对，表面上还是义正辞严。《后汉书·袁术传》的说法是“托以公义不肯同”。《三国志·袁术传》裴松之注引《吴书》则讲得更具体：“志在灭卓，不识其他。”其实袁术哪里会去打董卓！他不赞成袁绍，说到底，实际上是另有打算。什么打算呢？自己当皇帝。
这就是袁术的做法——自立。
袁术是想做皇帝的，他一直都在做皇帝梦。袁术的逻辑是这样的：一，大汉王朝已行将就木，姓刘的已日薄西山，必将由他人取而代之。二，最有资格取代刘氏的是姓袁的，因为老袁家“四世三公”，没有人可以相提并论。三，袁家人当中，最有资格的又是他袁术，因为他袁术是嫡出，袁绍则是庶出，哪有小老婆的儿子当皇帝的道理呢？不过，袁绍势力大，人缘好，也不可小看。所以，袁术一直把袁绍看作竞争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
袁术的想法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他的手上有一块传国玉玺，是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太监张让等人作乱时丢失，后来被孙坚获得，又被袁术从孙坚夫人那里强行夺过来的。这事《后汉书·袁术传》有记载。耗子腰里别了把枪，就起了打猫的心思。袁术有了这个宝贝，又误听了一些民间的谣言，他就觉得下一任的中国皇帝非他莫属。到了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春，袁术终于按捺不住，正式称帝。
袁术的称帝遭到一片反对。和他关系最好的孙策，在得知他称帝的打算时，就从江东来信表示反对，并与之绝交。袁术四处碰壁，又去找吕布，要和吕布结为儿女亲家，结果吕布把袁术派来的使节抓了起来，押送许县（当时曹操已迁都许县）。袁术勃然大怒，派兵去打吕布，又被吕布打得落花流水。这个时候的袁术，已经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
其实，称帝之前，袁术也是征求过意见的。早在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冬，袁术就曾经召开会议，说我想“应天顺民”，诸位看怎么样？袁术的部下阎象马上说，当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且臣服于殷。明公比不上周文王，汉帝也不是殷纣王，怎么可以取而代之？袁术不甘心，又去问张范。张范称病，由弟弟张承代答。张承说，能不能取天下，“在德不在众”。如果众望所归、天下拥戴，便是一介匹夫，也可成就王道霸业。意思是说，当不当得上皇帝，与是不是高干子弟没什么关系。可惜这些逆耳忠言，袁术全都当成了耳边风。他实在是利令智昏。
于是曹操出手了。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的曹操已非同一般。一年前，他已经成功地将汉献帝迎奉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了。这样一个大汉王朝实际上的当家人，又是一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哪里容得袁术出来跳梁？自然要来收拾这个小丑，“乃自征之”。据《后汉书·袁术传》，袁术闻讯，当时就吓了个半死（术闻大骇），掉头就跑（即走渡淮），军粮也被他的“丞相”舒仲应全部分给了灾民。袁术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舒仲应说，反正我们是死路一条了，何不用我一个人的性命来换这么多老百姓的性命呢？袁术只好苦笑着说，阁下难道要独享这个好名声，不和我共享吗？看来，袁术自己也很清楚，自从他走了这步臭棋，已经成了过街的老鼠，很难在江湖上混下去了。
不过袁术也还是苦撑了两年。到了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夏天，走投无路的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便决定把那传国玉玺让给袁绍，好歹那也是袁家的人。这倒很对袁绍的心思，因为袁绍其实也是一个想当皇帝的。据《三国志·袁绍传》正文及裴松之注引《典略》，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袁绍大败公孙瓒于易京（今河北省雄县西北），“并其众”，势力大增。于是袁绍野心开始膨胀，不但对天子“贡御希慢”（贡奉既少，又很无礼），而且私下里指使（私使）一个名叫耿苞的主簿向他报告，说是赤德已尽，黄天当立，应该顺应天意。所谓“赤德”，就是指刘汉；所谓“黄天”，就是指袁氏。袁绍将耿苞的密报交给大家看，没想到舆论哗然，都说耿苞妖言惑众。袁绍没有办法，只好杀了耿苞“以自解”。但他人还在，心不死，皇帝还是想当的。因此，当袁术决定“归帝号于绍”时，他心里是高兴的，《三国志》的说法是“阴然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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